去拍黄灿然书房的时候，他刚好新写了关于书房的诗。于是带我们进到那个其实是在客厅角落、用书架和书桌隔出来、仅供一人安坐的空间，轮流凑近电脑屏幕读完了那两首诗。
他说，要说的都在里面说了。
“我看到你们之前做的这个板块，很多人都有很好的书房，但我觉得我就算要有，也希望我的书房是最小的。我没有藏书，书房对我不重要，只要比较好找书就行了。”黄灿然自嘲说他的书基本上都是又脏又破，需要用的时候，再一本本拿出来擦干净。他特别爱干净，擦完书之后马上要洗手，一个采访下来，洗了好几次。那些本身就年代久远的书或是因为翻得多了，或是因为辗转获得，都像是要散架了似的。其中一本威利斯·巴恩斯通主编、1966 年初版的《欧洲现代诗选》，版权页和封面就怎么找也找不到。要是连书也找不到了，他就在图书馆借，为了把喜欢的内容抄下来，他不得不一直续借。借惯了以后，甚至也尽量不买书了。只有看到特别好的版本，实在舍不得还回去，才会在网上买。翻开黄灿然借来的书，会发现里面的笔记密密麻麻，竟然还有读时起兴写的诗。所以借期快到时，他还得匆匆把这些“手稿”再整理一次。
作为译诗的人，黄灿然的书其实很多，除了家里的书桌、书架、地上和床上，办公室的衣柜也被他堆满了。“我有个买书的习惯，是非常实用的，但人家会觉得这明明是藏书人的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只要他喜欢一个诗人，他就会买各种不同的选本来读。“比如说哈代，哈代的全集有上千页，你是没办法一口气看完的，所以选本的版式、开本、字体怎么样太重要了，直接决定你读不读得进去。”那些很重要的诗人，他通过对比不同的选本，看选诗的人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心得。每个版本都有导言，也可以让他重温别人的评价。黄灿然说他没有藏书的概念，之所以收了哈代20 多个译本的诗集，完全是实用的考虑，是为了能读。“这也像听音乐，我喜欢马勒，不得了，任何差劲的，哪怕中国人指挥的版本，都想拿来听一下。”
译诗的时候，他也遵循这个思路，有些著名的诗人，即使已有多个中译本，他也会通过自己的理解再选、再译。“比如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非常难译，从任何一个中译本去欣赏他都很困难，我就有机可乘了。”所以他精选了65 首，“如果读者通过我的译本读进去了，还可以再找别的来读”。
黄灿然曾经是有一个独立书房的。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租住在一个比现在这套房子大200英尺的公寓。不过他觉得，如果用于写作，现在这个“工作间”就够了，“而且是最好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向他比划自己的书桌，他一看，“简直有一个厅那么大”。他就想，这样怎么写东西啊，“我就算有个大房间，书桌也一定要靠墙，而且四周要围起来，前后都不能空着”。如果只是做翻译，黄灿然倒也希望有一间豪华的书房：“比如书桌两边，一边全是辞典，另一边放参考书和不同版本的对照。放辞典的这边要专门设计一下，因为大辞典太重了，得有个专门的架子放，而且不能只是一边有，否则我一直朝一个方向也不好。翻译时需要好环境的。”他说着兴奋地比划起来，但很快话风一转：“但是我还要写诗、写文章。”
很多作家即便有钱，也一定要弄一个很寒酸的小房子，每天去那边上班。黄灿然也乐得待在他那个转不开身的书墙里。“在开放的空间里，气一下子就散开了，怎么可能创作。我在客厅的桌子上都没法创作。所以写诗让一个人变得很安分，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有一个“气”的问题，黄灿然的书桌都不能面窗。“你以为开个窗写东西非常幸福，像一个作家，但那是生活享受，其实根本不可能写！写东西是很惨的，你有豪华的房间，还得弄个地库。没办法，就算名利双收也没法享受。”
最珍贵的书
《莱奥帕尔迪诗集》(The Poems of Leopardi)，Geoffrey L. Bickersteth 编著
因为正在翻译莱奥帕尔迪的诗，黄灿然收集了他大量的英译本，但都不如这个意英对照的版本难得。诗集初版于1923 年，他拥有的是1973 年美国Russell & Russell的再版。这是关于莱奥帕尔迪的一部权威著作，按原文格律翻译。现时全球最大旧书网AbeBooks.com 仅有一册1923 年剑桥大学版，售价73.42 美元。再版反而找不到了。他几年前在旧书网寻找这本书时，根本就没有，甚至不知道有1973 年再版。后来在一家与AbeBooks 结盟的书店买一批书时，偶然输入莱奥帕尔迪的名字，看到了这本诗集，但有关资料说明特别缺乏，没有编、著、译者的名字。由于这本诗集售价仅三五美元，所以他顺便把它买下来，心想即使与他某本已有的诗集重复也不要紧，但也有可能是某本他没有的，就刚好作为参考资料。收到时，才发现竟是遍寻不获的Bickersteth 巨著，而且是再版。封底里面，借阅记录卡还在，显然是国外图书馆因5 年没人借而处理掉的旧书。再版对黄灿然来说特别重要，是因为如果是1923 年版，肯定十分残旧，他的眼睛和鼻子敏感，用起来会非常痛苦。所以，他说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如获至宝”。
作者：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