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研讨会访谈问题(二）

姜丽雯：八大去世晚年间将近20年的时间是八大创作的成熟期，而此种成熟与他潜心临摹古书法碑帖密不可分。作于1693年的共计八开的《书画同源册》是很重要的一幅作品。第五开上跋有“画法兼之书法”，第八开跋语又有“书法兼之画法”的说法，可见八大所意识到的“书法”与“画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八大70岁以后的绘画皆以“八大山人写”这样的题款置换了此前的“八大山人画”――“写”与“画”虽只一字之差，但意义是深刻的。刘墨老师您是怎样去理解八大跋语和题款提及的“书法”与“画法”的？

刘墨：“书画同源”已经成为了我们熟知的一个成语，但真正思考它的起源，还真找不到明确的出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确实提到了“书画同体”，“体”本身也有“源”之意，但还是不同的。简单的来讲，“书”做的是减法，“画”做的是加法，因为画比书要繁琐的多。另外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書”上面是枝笔，下面是个“曰”，就是用笔来说话；“畫”的上面也是枝笔，下面是个“田”，就是要画出界限。从文字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出“書”比“畫”离人的心灵和情绪更近。“画法兼之书法”使我们离心灵更近，而“书法兼之画法”则给予心灵、情绪一个好的形式。用比较现代的语言来解释的话，“画法兼之书法”就是在好的形式的基础上，有好的心情状态和境界；“书法兼之画法”则是好的心灵状态和境界有好的外在形式相互配合。

八大在“书法”和“画法”的两端自由的来往，很难讲是他的“书法”改变了“画法”，还是“画法”改变了“书法”。他的书法中有很多形式古怪的东西，但在描画竹、兰的时候也有明显的书法笔意在其中。我认为八大是将“书法”和“画法”结合的比较完美的典范性的画家。

写和画最早也要从文字学角度讲，古人讲究“图写形貌”，“图”与“写”是不同的，“图”是完成的，“写”是一个过程。而“写”加上三点水就变成了“泻”，古代是没有“泻”字的，泻是指把这边的水放到别处去。所以我说“写”是一种表现、一种过程和一种流露，它体现的过程中的涵义就比画有意义的多。所以八大山人用“写”来置换“画”的时候，情绪宣泄的就更为淋漓尽致。

姜丽雯：您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到：“文人绘画或者说文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话题是洞见最后的真实，或者叫洞穿、看破。而仅看画面可能领悟得不是很充分，但是如果把里面的故事、写的诗加以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处处都有这样的主题：洞穿最后的真实。”然而八大的诗文题跋大多比较难懂，除了引用大量的佛经和禅语话头之外，还加进了不少俗语，思想极为隐晦。例如《瓮颂》六首，几近于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梅图轴》的跋文，分歧也很大；再如被学界视为“天书的”《<丁云鹏十六应真图>颂赞》。刘老师，您对这些晦涩的跋文和颂赞作何理解？从何角度洞穿八大最后的真实呢。

刘墨：“洞穿真实”可能只是种理想，我们对真实以及真实的存在性还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尤其什么是最后的真实，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都无法追求到的。

八大的诗和文并不是都难懂的，我们现在看问题总是从理性、科学的角度入手，什么都需要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八大的诗和文、题跋一方面表现的是对于禅的体验，另外一方面是自身对艺术的体悟。艺术本身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禅更不是用理智能说得清的。我们现在读某个公案、禅语录总是想弄清究竟是什么，这是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宗教本身解决的不是理性的问题，科学、哲学解决的才是理性的东西，所以站在理性的角度看待宗教一定是看不清楚的。宗教是种碰触到生命深处灵性的体验，这种体验是真是幻，只有信奉和身在宗教中的人才能理解。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的八大山人的荒唐，对他而言或许是真实的；而他诉说的真实，在正常人看来或许是荒谬的。我们只能去猜测八大在说什么，这是种理性的猜测，是在已掌握的常识、知识的基础上的理性判断。这与禅的体验本身、艺术经验本身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只有把理性放掉后，才有可能体会到八大山人真正的精神。

例如“南天看北斗”，“空手把锄头”等禅语既不理性、又不逻辑，但恰恰是这些看来很荒诞、不可能的事实，反而能把我们的理性打掉，打掉之后我们才可能看到事实，用生命中本能的东西去感悟世界。宗教不理性、不逻辑，但却往往能够接近最后的真实。“无”才是真正的真实，而当下人们都在追逐“有”，都在做加法。加法可以带给人极大的丰富，但不会带给人真实的体验；减法可能让人失去很多东西，但或许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八大晚年的作品越来越简，这与中国思想本身的简约、单纯是一致的。我在写《中国艺术美学》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减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以接近本质”。我认为这是中国画讲究简、约、单纯的一个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