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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赐香: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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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马路 发表于 2015-9-11 20:25: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端木赐香: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转帖]端木赐香: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  

——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1926年8月26日,在北京女师大为期一年“驱杨风潮”中大显身手的许广平与鲁迅一同离京,前往广州就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被杨荫榆斥为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的她开始为人师表,但是她的表现跟杨荫榆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做学生,她骂杨荫榆是恶婆婆;做老师,她又叹自己乃童养媳。如果把许广平做学生的一面定作A面的话,那么做训导主任就可称作B面了。观察许广平的A、B两面及面与面之间的切换路径及心理历程,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文章很长,分期载发,读者诸君要有些耐心呵。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致鲁迅的第一封信发出,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封信中,许广平谈到了她对于学校的困惑:“有人以为学校场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些,的确!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常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权衡它,从没遇过在利的方面去取过,先生!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请看看吧!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1](p1-2)

      我们得先谈谈这封信的背景:

      其一,这是许广平写给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女师大兼职教师、中国文化名人鲁迅的第一封信。许广平,笔名景宋,当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文科三年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是正在进行的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当时驱杨比较“慷慨激昂”的,乃是她同班的林君、P君、W君,她们都是学生会会员,有纠察等职务。而她自己“还冷静,私自向同室而又同乡的林君提醒,闹起风潮要当心,不要被人利用。她很聪明地放手,不去过问了。”[2](p115)

      问题是,自己人可以放手,别的人不可以放手,待听说P君和W君也都放手后,许广平不愿意了:“虽然直接感觉到讨厌杨荫榆的一些德政,但是阅世不深,惟恐动辄被人利用的观念太牢固地主宰着我,所以不但劝林君置身事外,同时自己也和她取一致的态度。可是,当一个大的浪潮打到涯岸的边缘的时候,是没有一粒砂石能够不被冲击的。在眼看到瘫软下来的一个个激剧变动的人们,比在阳光下消失了的冰雪还要急透。不由得惹起我的反感,内心拨动了应战的火焰。当时就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在同班退下来了不过问的低潮中,我挺身而出,以总干事的资格出席去了。”[2](p115)

      这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内。你提醒好友林君别被人利用,别闹了,那人家P君和W君就没有好友提醒?事实上,这两个女生乃是女师大附中毕业的,附中主任(许广平专门括注是女性)找她们谈了谈话,之后她们就放手了,而且其他附中出来的女生也不闹了。按许广平的话音,谈话的精神不外是女人当校长应该拥护。[2](p115)

      是啊,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这不正是女权的标志吗?女生不该拥护吗?可是总有更激进的女生,管她女校长不女校长,反正我们看不惯。看不惯仅是情绪,但这种情绪,恰恰可能被利用。因为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之后由于新思潮的涌入、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党派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导致基础太弱、底盘不稳的学生几近忘却学校为何如地、学生为何如人。某些政党给学生灌输的道理不外是“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 [3](p402)遂致有心人士感叹说:“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作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 [3](p247)一句话,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自运动变成了被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兵被骂作丘八,学生就赢得“丘九”之称![3](p433)

      这一点,连日本那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1889-1949)都看不下去了。从年龄对比,石原莞尔比许广平大九岁,上学时也跟老师搞不好关系(原因据说是太聪明太骄傲了),191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0年调入华中派遣队司令部,进驻武汉。这家伙早想来中国了,中国辛亥革命的时候,他驻在朝鲜,听说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他把自己手上的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去对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日本泛亚主义的一种共同情绪,就是中日一体,黄色人种合力抵抗白色人种云云。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浪人与日本政要,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也经常与孙中山如此共鸣,互相感动中。有些可以是真的,有些却是放烟幕弹。石原莞尔当时对中国抱了无限的希望,也是可以有的。但是等他到了中国,考察一年之后,便彻底失望了。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希亮的话转述,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王希亮的这番话,见之于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播出节目《日本侵华将领实录——石原莞尔》。看到节目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查资料,想查出石原莞尔完整的中国观,很遗憾,没有。现在的障碍是:第一,咱不懂日文,第二,懂日文的不给咱翻译。就是王希亮先生也忒小气,明明懂日文,却自个儿独吞,偏偏不给我们翻译过来!今天上午查找了诸多王老先生的论文与论著,至今还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我将继续追查。

      为嘛我很关注这番话呢?很简单,同是老大学生(石原陆大毕业时虚岁30,考察中国时虚岁32;许广平闹学潮时虚岁28,1926年女师大毕业时虚岁29),从中日两个大学生的对比中,是不是我们也能发现些什么呢?从石原莞尔对民国学生的评价中,是不是更能发现些什么呢?也许这就是差距?

      其二,被驱之杨,也就是女师大时任校长杨荫榆,妇女解放的先驱。她年轻时以激烈行为抗拒包办婚姻,和夫家断绝关系后终身没有再嫁,1907年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后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1914年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191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4年2月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1月由于开除三名学生引起了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学生称“驱羊运动”)。

         


      (图注:五四运动现场。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青年反叛运动,但反叛的青年们长大了,未必不变成他们当年所恨的人。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这仅是导火线,按许广平的回忆,则是这样的:“综合反对杨荫榆者们的心理是很简单的,首先是学业前途的日见黑暗.许多不大必要的课目存留或增添,和不孚众望的教师的延聘,却反而把提高女子教育到北大、师大一样课程的文科教师们,倒坚决地日见有计画的在削减。她们多冒了千辛万苦,经过家庭多少斗争才获准许升学的—群,怎么能够忍受?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扎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喊喊喳喳,低声媚笑的。原来这里集合了一群拥护女人掌校,而又以她作轮轴,争相献媚讨好的无耻的一群。为了那娇声戏谑,那酒食熏腾的散播,怕惹是非或稍自爱重的都不大愿意到储藏室去领东西,有时就必定等到两三个人一起才敢走去。这是魔窟,是虐待儿媳妇的参谋大本营!乌烟瘴气,鬼鬼祟祟,许多女教职员们都像贼头鼠眼,怀着鬼胎般向学生探视、侦询,冀有所得,好去报功了。这成了什么样的世界!正本清源,为了女学前途,非扫去这些渣滓不可的感觉弥漫在全校生徒的心中。”[2](p115-116)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诸多莫名其妙的情绪。课程设置及教师聘任,这可以有明确的诉求,更可以和校方商榷;但女校长着何衣服、跟人如何交往、女教职员如何给女校长汇报工作,还真不是你学生能管的。只听说过教授治校,还没听说过学生治校的。只不过那时候新潮,学生就把学生自治扩展为学生治校了,有些学校,校长都是由学生选的。而且光治校还不成,有学生干脆宣布校长制度不合理,需要废除:“我们还要宣言,我们是承认校长制度,是不合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3](p145)

      其三,1925年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1日学生自治会四名代表到教育部状告杨任校长以来的二十四条罪状(相比之下,和珅临死才被判了“二十大罪”),同时致函杨并限六小时内答复,告以“学生等为女子教育计、为校长名誉计,特请即日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3](p224)杨回复曰,自治会所述是否出自公意难明,要求自治会签名负责,学生认为此乃陷阱,拒签。教育部派人去学校调查,亦无结果。4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力倡整顿学风,自然维护杨荫榆,于是女师大自治会与杨处于相持状态中。

      其四,那时的学校条件,据许广平1948年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帅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比起现在的读书,那时我们的条件实在太好了。”[4](p197)实在太好了你们还闹腾啥呢?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许广平信中的教育思想:

      第一,她对教育独立是不赞成的,顶多认为部分有理,且用的疑问口气;而对学生干政是完全赞成的,那就是革命有理。

      第二,正是由于第一点,所以她对于学生的要求,乃是职业革命家的方向。所以像校长帮助学生找工作、联系职位这种学校本份内的事,在她眼里就都是买通。而学生想找个工作、职位以图谋生,或者不赞称她的革命言行,在她眼里就是革命性不够,且人格破产。

      第三,她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和五四以后的青年悲观痛哭。关于五四前后的青年,这里简单说一下。

      众所周知,五四时,学生游行又是殴打又是火烧,已走向暴烈,触及刑法,虽是出于爱国,但无底线无规则,无助于建设。五四之后,这种暴烈行为继续扩展中。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五四前是学生运动,五四后就是运动学生了。用胡适的话说,那就是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5](p206)所以,五四之前的学生还能安心学习,五四之后的学生,学习仅是副业,革命才是主业,学生纷纷走向职业革命的道路,且被政党灌输进“读书即是不革命,不革命即是反革命”偏执信条。用吕芳上先生的话来讲:“五四之后,学生的气焰骤然增高……对抗,既然变成无上的道德,于是风潮亦无由止息了。”[3](p74-75)用当时的报纸评论来讲:“学生对于校长,自由选举,……甚者散传单以谩骂,聚群众以殴辱,每有要求,动辄罢课,以相挟持”。“五四以来,爱国运动之悲剧,愈演愈烈;而爱国运动之变态,亦愈出愈奇。其始也,孤高纯洁;其终也,苍黄反复。党派之操纵也,外力之诱致也。明目张胆,公为破坏。且复贾其余勇,迫逐校长,驱禁教员,政府既侧目而坏恨,教师亦束手而无策。”[3](p100-101)

      关于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当时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期,所谓的前途从客观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从主观上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拿许广平与杨荫榆来讲,既同是妇女解放的先驱性人物,又同时是新旧夹缝中的矛盾型人物。许广平呢,在天津读书就俨然社会革命家了,但后来却做了鲁迅的二夫人,相当于古时的妾,人情伦理及道德法律上,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

         


      (图注:爱他就不要在乎名分,鲁迅与许广平。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杨荫榆呢,此后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臭名远扬,在整个社会的激进情绪及国共两党对于学生运动及舆论的操控下,被迫辞职,回家乡任教。最后因抗议日军侵略行为而被日军杀害,走完了其悲剧性的一生。

      回过头来我们看学潮。许广平写信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北京各界人士决定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前往参加,但为杨荫榆所拒。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讲,校长不叫干啥,偏要干啥;如果听话,就是反动落后无疑。所以学生不但参加了公祭,还公推身为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向杨荫榆提出关于要求她立即去职的决定,“驱杨运动”升级。

      现在的学生若知道,民国时几个学生出面一忽悠,就可以开除校长,他们会多么的神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时代?

      (待续)

      [参考文献]

      [1]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三年版;

      [4]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二)
——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许广平3月15日致鲁迅的信中,发泄了对于只知道学习的女生的不满:“归结一个题目,就是文凭好看,文凭好看,……中国女子的教育,我干脆请它即日关门大吉。她们配谈什么问题?死捧着线装本竟日假在作缮录员,能够在那里面发明了多少新大陆?愈读愈龙钟曲背老气横秋。什么时事新闻报纸杂志,都以为是无聊的出产品,何尝觉得它是多少照出当时社会形状的一部分。”

鲁迅的回信还比较客观,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在现在,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

鲁迅毕竟做了人师,位置及角色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不同,所以他明确告诉许广平,傻读书的学生还算好的。许广平则回信说自己的个性“天生就一种倔强,落落难与人合”。个性可以是天生,但是这个性的嚣张,又何尝未受到时代的怂恿呢?

许广平3月26日致鲁迅的信中有几段话值得注意。

第一段:“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开学后,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

许广平这里所谓的“色彩”当然是指运动背后的党色彩了。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何况许广平还是持证的“国民党左派”。所以她个人驱杨云云,纯粹是哄“鲁迅吾师左右”的鬼话。

第二段:“学生历世不久,但南北人士,同学相遇,亦不乏人,求其头脑清醒者有几?明白大势者有几?数人聚首,不是谈衣饰,便谈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差,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踢也踢不动,每一问题发生,聚众讨论时,或托故远去,或看人多举手,亦从而举手之赞成反对,意见毫无也,或功则攘诸身,过则诿诸人,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心死莫大之哀。今日青年,尚复何望?!!暗沉沉天日无光,惨淡淡神州陆沉。同志同志!天壤何处寻?”

这一段有意思。“广平兄”明明是有组织的人了,却还冒充无组织人士来鲁迅这里寻找“同志”,她是想拉鲁迅入伙呢?还是嫌国共两党合力不够?可不可以推测她给鲁迅写信都是组织的安排,奉旨统战乎?还有,她也知道学习好的不革命,而革命的都是学习不好的,很不幸,她就是后者。

第三段:“我不自量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忠于一种我以为对的主义之下,不管这团体是直接间接,成立与未?总之建设与努力,学生是十分仰望于先生,尤其愿得作一个‘马前卒’,以冲锋陷阵,小镂锣虽然没大用,也不防令他摇几下旗子。”

此段更进一步,表面上要做鲁迅的马前卒小镂锣,事实上是统战手腕,要把鲁迅纳入她背后的“联合战线”。与我的观点相反,我师兄张耀杰认为是鲁迅在收编许广平。我觉得,师兄太低看许广平这种大龄女生了。事实上,鲁迅后来恰好是按照她的统战思想来的,所以,与其说是许广平给鲁迅推车,倒不如说是鲁迅给许广平拉套。

许广平4月6日的信,狠狠地恶心了教务长薛燮元,只因他陪教育部的人视察学校,看见几张驱杨标语即上前撕毁,捧满双手云云。许广平骂他“傻瓜”、“幼稚”、“卑下”、“狐鼠成群,狼毒成性”。

凭心而论,不管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价值偏向,身为教务长的薛燮元自然应站在校长一边,试想世界上哪个正常的教务长可以不抓校纪不抓教学,而是对着学生喊,都上街闹革命都来开除校长呢?因为撕毁几张标语,就遭遇了学生的谩骂,所以薛燮元发表公开信并提出辞职。许广平们掌控的学生自治会当然不怕教务长辞职,或者说要的就是对方辞职,所以也发出公开信与之对仗。

许广平4月10日致鲁迅的信再次恶心她们的教务长:“薛先生当日撕下一大束纸条,满捧在双手中,前有学生,后有教部人,他则介乎二者之间,人物俱在,我想教部人见他这种进退维谷的狼狈景状,着实好看煞人。”对于薛的辞职,她说:“固然走得滑稽,但总较不走的算是痛快一点”。不过她也承认:“贴在教务处骂他的条纸,确有点过火,……固然写的人欠幽默,可是群众的事,一时未预先防备得到,总不免闹出有失慎重的时候。只怪我们当时没有眼见,不及防事未然。”

薛的辞职信和“群众”的轻浮,这里有必要展示一下:“同学诸君,今日部视学来,忽在各墙壁上有匿名揭贴之发现。愚以其迭出轨范,与全校同学名誉大有关系,当即亲手撕去。乃有金涵清、孙觉民、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诸君声言揭贴系出同学公意,不应扯掉,气势汹汹,几不可遏。逾时未久,遂又在教务处门旁贴有此等揭贴:薛先生你真没人格当杨荫榆的走狗还想当我们的教务长么快滚蛋吧……愚自惭无才,不善应付,已即日引退。”

还是4月10日的信,我们看看许广平自己的牢骚:“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又遇着仍抱以女子作女校长为宜的头脑冬烘闭着眼问学生,你们是大多数人反对吗的人长教育,在此君手里能够得个好校长么?一鳖不如一鳖,则岂徒无益,而又害之,迁延不决,则恋栈人的手段益完全,学生软化消极的愈多,终至事情无形打消,只落得一场瞎闹,何苦如此的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除此之外,还有对上流女性的不屑:“现时的女性所谓上流人物,挟其末长,目空一切,闻誉则喜,闻责则掩过,而且自私,嫉妒,好高骛远,求名舍实的恶根性一点也没改革清楚,所以不足与言共事。好在小鬼还够不上女性中上流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4月14日的回信,他给自己的学生汇报曰:“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某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

这里所谓的“章太太”是指时任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太太、老同盟会员吴弱男;某太太是指国民党元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石曾太太、著名女强人姚同谊。此处透漏的信息是:学生固然驱杨,但是合适的其他校长并没有。何况一校之长的撤换怎么也轮不到由学生自治会的几个学生来定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固然有诸多主客观弊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堂堂的大学教育,可以没有制度与规则,任由学生横行。但是不得不承认,闹潮的学生恰恰是横着来的。

许广平4月16日致鲁迅的信中也表示,现时的太太类没有一个配得上做她们校长的,还说“薛已经厚着面皮回校任事了”!而他们掌控的学生自会当即会议是否仍认他为教务长,但四年级毕业在即,表示留意,他们反薛者成了少数便不能有所动作了。

看来天天造反的学生,临到毕业时才明白自己的身份与本业。有意思的是鲁迅的回信:“薛先生已经复职,自然极好,但来来去去,似乎太劳苦一点了。”虽然经过一个多月的通信,老大不小即将三十岁的许广平都自称鲁迅的“小鬼”了,但鲁迅对薛还是很公道的。还是那个原因,同为人师,自然明白为人师的不易与苦衷,特别是管理学生者,自然比纯为人师者更为辛苦!这一点,许广平待自己做了教师兼训育主任后才明白。问题是她明白后也没有度己及人的去体谅曾经的校长与教务长。这才是我最在乎的,也是触动我写此文的主要原因!

许广平4月20日致鲁迅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求职意向,让鲁迅帮她打听《民国公报》招考编辑一事。4月25日的信中,她围绕自己的求职谈到:“现社会实在黑暗,女子出来做事实是处处遇到困难。”发这些牢骚的时候,不知她脑子里是否想到了同为女子的杨荫榆“出来做事”的难处?

4月30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曰:“缝纫先生当校长,我们可以专攻女红了!!!(何缩小细菌之多也!)自后描龙绣凤,又是一番美育,德育,但不知这梦作成否,然无论如何,女人长校的观念的成见,是应当飨以毛瑟的,可恶之极!‘何物老妪,生此……’”

所谓的缝纫先生,是指新任教育总长章士钊为平息女师大风潮,希望聘任其为女师大校长的湖南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黄国厚,黄国厚毕业于日本某职业学校,归国后在湖南省各女校教授过缝纫等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的偏见:第一,女子解放首先就是自立,自立当然要学技艺,前面托鲁迅帮自己找工作,这里却对缝纫表现出强烈的偏见;第二,许广平对女人长校特别反感,其妇女解放思想处于很二的状态。只知道男人长女校是解放,却不知道女人做校长更是解放;第三,批判的武器上升为武器的批判,观念不同就叫嚣着“飨以毛瑟”,很有二两红卫兵精神。第四,骂人够恶毒,“何物老妪,生此……”云云,难道想不到自己是女人生的、以后也会生孩子更会慢慢变老?

鲁迅对此的回复是:“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鲁迅这是第二次声明:能办好女师大的的校长目前还没有。既然如此,许广平们的驱羊运动不就是为驱逐而驱逐么?更何况,杨荫榆的前任、鲁迅的终身挚友许寿裳也是因女师大一些师生的不满而辞掉校长职位的。还是那句话,当时的驱杨,既有校长职位之争,更有国共联手给北洋政府制造事端之意。

说话间就到了1925年的5月7日,而“五七国耻”纪念导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扩大。

先说北京,自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每年北京学界必定于是日集会举行国耻纪念。5月初,北京警厅照例请教育部通令禁学生集会游行,正在整顿学风的教育总长章士钊自然通知各校遵行。但学生还是走出了校门,并集合到了神武门前,一番“打倒”之后直奔章宅,破门入户,捣家毁具,待军警赶到,双方自然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十八人被捕。两天后学生集会抗议,提出罢免章士钊等条件。

次说女师大。为了配合教育部通知,杨荫榆于5月7日在女师大校内举办纪念国耻演讲会,请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骨干前往演讲。但是会议开场前,学生自治会以不承认杨为校长为由拒绝其入场登堂,双方僵持不下,在部分学生的起哄与嘘声中,杨自行退席,在校外租用办公室,召开女师大评议会,商议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5月9日张榜公布,他们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是学生自治会会长;张平江、许广平是国民党员;蒲振声、郑德音是因为这次闹事表现好,年底被批准正式加入共产党)。

按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不少的同学气愤到哭起来了。林君问我,应该怎样善后?我说:‘被开除了几个人不要紧,要紧的是请出几位说人话的先生来。’”

不用说,这所谓的“说人话的先生”首当其冲把鲁迅包括进去了。用女师大另一个参与运动、事后也被批准入党的共产党学生刘亚雄的回忆,鲁迅简直是他们的鼓风机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单靠学生力量,女师大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更不可能搞得这样声势浩大。”

5月9日当天,许广平致信鲁迅说:“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弃,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当五七那天,在礼堂闹事,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中想,如果真的捕了去,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打破的运动,益发令我鼓舞兴起,……我是多么荣幸,……虽则或者不免于牺牲,然而也不算没趣,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波淘汹涌,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这种灾情,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运动领袖,那是只管纵火的,且把这种纵火当作了游戏,所以兴致盎然以为荣幸。与此同时,她的统战对象也终于从旁观走向主动出击说“人话”了——鲁迅于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被挂牌公示开除的第二天即写了杂文《忽悠想到(七)》,发表于5月12日的《京报副刊》,启动了对于杨荫榆的第一轮谩骂。内云:“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比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运动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

记住这里,许广平做了训育主任后也是这样干的。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参见张耀杰:《中的鲁迅与许广平》,《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 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6]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三)
——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端木赐香

5月12日,鲁迅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师生联席会议,就是这次会议,让驱杨运动进一步升级:有恃无恐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宣布校方开除学生决定无效(而他们开除校长则是有效的),出版《驱杨运动特刊》并派学生轮流把守校门。杨荫榆身为校长,竟然进不得校门了;许广平在大家的推举下,手拿封条亲自封了杨校长办公室的门;鲁迅亲自替许广平拟写呈教育部公文,对杨荫榆进行诸般指控。

也许觉得这些还不够过瘾,所以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又换口气了:“群众是浮躁急不及待的。……简单头脑的学生,的确敌不过金钱运动背有靠山的‘凶兽样的羊’,六人的出校是不足惜的。其如学校前途何?这一回给我的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然而果真驱逐了么?恐还只有无益的牺牲吧!可咀咒的自身!可咀咒的,万恶的环境。”[1](p55)

群众不可恃,但是正在升级为“那个他”的鲁迅却是可恃的。5月21日鲁迅应自治会要求前往女师大开会,开会回来即写下了恶毒的《“碰壁”之后》,于6月1日发表于《语丝》周刊。文中说开会时听到有教员说学生“你们做事不要碰壁”,有学生回说“杨先生就是壁”——据许广平回忆,这个所谓的“有学生”就是她本人,是她直截了当地如此回复的。[2](p15)于是妇唱夫随,周大师写下了如此让人不忍面对的文字:“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3](p76)

5月27日《京报》上还出现了鲁迅拟稿并联合周作人、钱玄同等总计七人署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于是许广平又有底气了,当晚即致信鲁迅:“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并骂杨氏:“以婆婆自居之杨氏,总不甘心几个学生安居校中,必定两败俱伤而后快。此种很毒自私的心,恐历古以来,不易寻第二人。”[1](p57)

记住这里,许广平不但骂杨氏为“婆婆”,且认定世界上找不着如此这般的“第二人”(事实上一年之后她做了训育主任就堪比杨二了)。鲁迅更是横刀勒马,帮许广平叫骂不已,且和许广平一个口径,把杨荫榆和学生的关系比喻为婆媳关系,且时不时的在文章中洋洋得意地使用一下“妇姑勃谿”这个典。

鲁迅骂杨最歹毒的是他的《寡妇主义》。说实话我是真看不下去。

第一,把杨荫榆骂作“寡妇”和“拟寡妇”,并解释曰:“这里所谓‘寡妇’是指和丈夫死别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4](p279)
鲁迅这样骂,既失厚道,还有为许广平而不惜自戕的劲头。试想杨荫榆若是“寡妇”和“拟寡妇”,你老人家不就顺理成章荣登“鳏夫”和“拟鳏夫”的宝座了?你和杨荫榆都是家庭包办婚姻下的苦果,又何必同类相嘲呢?

第二,文中谈到了杨荫榆这种“寡妇”和“拟寡妇”的性压抑及其后果:“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4](p280)

各位看官,你们说这文字是说杨荫榆的,还是鲁迅大师的自画状呢?杨荫榆压抑性欲,个性变态,那大师自己的性欲释放给谁了呢?朱安终身是你婚姻的陪葬品,未拆封的礼物,你和许广平这个时候,一个45岁的“鳏夫”教师,一个28岁的在读剩女,双方即使性了,也是刚刚的事!怎么好意思骂别人?

第三,关于教育理念,鲁迅痛骂杨荫榆想把女生们教育成“未字先寡”的人,所以他很担心这些女生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 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4](p282)

这个倒是说中了,因为她的“广平兄”就是这么转型的。

5月30日鲁迅的回信中,第一次称许广平为“害群之马”——因许广平等六人被开除时校方布告中有“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之语。[5](p82)从此这称号成了鲁迅对她的爱称之一,当然也成了许广平引以为傲的自称。

6月3日,许广平的《六个学生该死》在《京报副刊》发表。文中把杨荫榆恶心为“专制时代的君上权威”、“哥仑比亚教育家”、“‘国民之母之母’之婆”,“鼓掌狂笑”的“悍姑”,而六个学生,当然就是被休的可怜兮兮的“媳”了。[6](p229、230)

6月5日早上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谈及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海五卅运动的波浪传到北京,北京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差点肉搏起来,“说是什么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于是许广平“废然”“返校”,“所可稍快心意的,就是走至某一大街时,迎头看见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转口高喊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过之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至不可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1](p64、65)

许广平当然知道自己这样搞形同泼皮无赖,但又为这种泼皮无赖自豪且以撒娇的方式炫耀给鲁迅。总之,有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私下做情人,公开撑腰子,许广平的精气神儿自然旺盛许多,6月17日致鲁迅的信中表示,为了把杨婆子干掉,哪怕被人利用也不管了:“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现在也不敢说她们没色彩,但是对方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设法第二步建设的防备,这是我个人的自我见解,但是攻击已成俘虏之势,建设不敢言矣,所以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但也许第三者因我们的行为而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的行动,也甚似被人‘利用’,这是世界的黑暗,傻子的结果,可见事情还是不要‘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免得自己吃苦,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跳跑,结果你不果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1](p72)

到底啥色彩,又被谁利用呢?且看许广平1946年的回忆文章:“有一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已经二十年了,还是像刚听到过的一样新鲜,因为那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是‘三一八’惨案的前一年,我还是学生,为了寻求光明,向各个敬仰的革命领袖请教,遇到一位党国伟人,他说:‘你们尽管去(请愿)好了,就是有些牺牲,打什么紧?你看黄花岗上有你们没有?’惭愧,的确没有。而未了一句的沉重有力,就如同石工把铁器敲到石头上那么响亮深刻,至今也还是在我心的深处敲下一道创痕。有的人倒不一定为了想睡到黄花岗上而努力的,像我就是极好的例子,所以至今没有死掉。”[6](p154)


(图注:许广平和鲁迅;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按许广平晚年回忆,说辞又变:“我们无所惧怕,因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学生运动也成了这个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也有国民党的短视者。我和刘和珍去请教他时,他却这样‘鼓励’我们:‘你们干,放胆地干好了!你们看,黄花岗有没有你们妇女在内?!”我当时即想:原来他认为我们闹革命是为了要在黄花岗上争一席之地!从此,我们对这位先生再不去请教了。”[7](p213)

一会儿说是“党国伟人”,一会儿说是“短视者”;一会儿说是共产党领导,一会儿说是国民党怂恿,不管如何说吧,这个时候的鲁迅,倒更像是许广平的炸弹壳。两人的信件中,鲁迅信尾落款的老师,加上了引号;许广平的抬头,已称鲁迅为“嫩弟”“嫩棣棣”,这叫革命谈情两不误?

7月31日,许广平在《莽原》上发文埋怨:“谁都知到某校风潮发生了半年多,而大家不管。这是中国人不负责任,互相推诿的一件最好不过的证据。”[6](p241)确实是中国人不负责任,有那想负的,也要被你们打倒,再踏上几只脚了。

这个时候,杨荫榆已呈请教育部决定解散女师大学潮中最坚定的四个班。8月1日即率军警入校宣布执行,此时已是暑假,校内仅留有三四十个学生坚决不走,双方自然又是一番冲突。按刘亚雄的回忆,是北京学联组织北京各校进步学生前来支援,“他们募集了一筐筐面包和西瓜从墙上扔过去,终于挫败了杨荫榆的阴谋”。 [8](p159)

看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北洋军警的窝囊,就几个丫头片子,扔几个西瓜面包,他们就顶不住了。按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许广平同桌、同为国民党员的吕云章的回忆,她们上面有人:“我们虽然仅二三十人,但是支持我们的后台却都很重要,八大学的联合会、舆论界和国民党”。 [9](p32)这个自然,国共两党正蜜月中,舆论界和学生联合会也由他们操纵。其它不说,只说吕云章对学生联合会评价曰:“学生联合会,一方面是主持正义,一方面也是交女朋友的好机会。我们虽然没有伙食,但是慰问我们的人太多了,各大学都送来礼品、面包、水果毫不缺乏。可是一听到警察来了,这些同学都逾墙而逃,也很可笑。”确实可笑,吕云章和张平江两个国民党籍的学生去党部接受指示,江绍模跟她们说:“听说杨荫榆又要带军警到学校去,你们要鼓动同学往前冲,制造惨案”。吕云章说张平江当场答应了,但她认为不妥:“造血案固然可以把事件扩大,但是死亡的同学也不得不顾及”。商量许久,张绍模取消了这个办法。但是共产党那边似乎执行了,吕云章说杨仅是带着军警在学校巡视了一番,“有几个同学(后来知道她们是共产党)往前冲了一下,只把腿伤了一点,也没有造成什么了不起的惨案。”[9](p30-31)

事后这帮同学开会,商量出这么一条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如果警察来捕我们,我们二三十人就集合在一个小楼上集体自杀。其实所准备的药都是假的。”[9](p31-32)

看到这里我笑了,杨荫榆女士,你都面对的什么人呢?趁早歇了吧,你玩不过她们的。

8月2日,杨荫榆下令女师大全体教职员工离校,学校瘫焕;8月3日,杨荫榆在报上发布《致各界声明书》。激进的社会舆论自然支持学生,杨荫榆决定辞职,辞职感言发表在8月4日的《晨报》上,之后便在人们视线中消失。其实杨荫榆在一般学生眼里,不过是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做事认真、严以律己又待人严苛的人”, [10](p223)可惜,她与那个亢奋的时代太不相合了。

杨消失了,章士钊还得收拾烂摊子。8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停办女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舆论自然还在造反学生一面,且驱杨运动改为驱章运动。8月19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亲自带领军警前来接收女师大,“坚守学校的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骂他,唾他,把他的绸大褂撕得稀巴烂,使他当场出丑,不得不狼狈逃窜。”[8](p159)女生的战斗力依然惊人。

8月22日,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又来了,这次除了军警,还带来几十个三河县老妈子。堂堂的教育司司长终于知道,跟女生打仗,他们男人打不过的,没法下手嘛,最后只好以毒攻毒上老妈子了。老妈子都是女仆出身,武器是马桶刷子,[10](p229)自然比女生们的面包西瓜强悍多了,最后连挟带拖,三四个老妈子对付一个女生,终于把刘和珍、许广平等13个誓死抵抗派拖出校门,塞进一辆一辆汽车里,给扔到了校外。由于背后有国共两党的联手支撑,女师大造反师生就在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另寻住址,自行设校开课。为了表示跟政府脱离关系,他们把“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的“国立”二字去掉。据刘亚雄说,还新招学生三十多人,“录取标准主要看政治态度,并不拘泥于考试分数”。 [8](p159)这个不新鲜,后来文革时期闹出的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只看政治态度不看考试分数的,交白卷更好!

风潮的结果是:杨消失了,章也辞职了。9月11日许广平在《莽原》发表《反抗下去》,先是大骂:“鳖子脸的元帅好不威风,纠纠桓桓的率领十吊钱雇来的捡煤球的女丐和虾兵蟹将打进女师大,杀退‘毛丫头’:把好好的学校报夺过来”。后是得意洋洋:“女师大尽管有中立的系和通敌的走狗,然而杨婆子终于下台,……而且三十多个‘毛丫头’,居然抵抗了这些时候,闯出那大乱子。”[6](p243-244)

她们成功了,以后乱子更大了,先是10月份,直系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另一直系将领吴佩孚通电响应;后是11月下旬,被苏联统战后的冯玉祥率领国民军攻占北京,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左派趁机按苏联的指示于28日发动“首都革命”,以图推翻亲日的段祺瑞政府,建立亲苏的国民政府——当时的段祺瑞政府是奉系张作霖支持下的,而不管段,还是张,都算亲日,这直接影响了苏联在东北、甚至整个中国的利益。所以李大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领着学生群众游行时,所喊口号明显都是苏联的口径,“打倒奉军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云云——诉求不是具体事项,全是推翻重来,确实够意思。他们先是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政局,后来甚至想打到段祺瑞家里,但由于没有得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支持,未成。[11]

29日,国共两党继续召开群众大会并组织会后游行,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共派与亲共派的内讧,及国民军的反制,游行半途而废。但一部分游行群众则拐向了晨报馆,放火把它烧了。为嘛独烧晨报馆?当时的解释,一说是同业竞争,一说是党派倾轧(《晨报》被视为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机关报),一说是晨报反共。[10](p244)其实现在看来就一条,晨报馆不支持学生闹事,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别给党派做炮灰,可学生第一看不见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手”,第二能看见也认为乃革命手段,第三,青春苦闷,谁不愿意上街撒欢儿?总之,女师大学生不会缺席这种狂欢的。

刘亚雄回忆说:“我们先是游行,后来打到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因为学生最恨致育部。愤怒的群众还打到章士钊、梁士诒、朱深、刘百昭等人家里,撕毁了他们的衣服,砸碎了他们的罈罈罐罐,还火烧了晨报馆。这一天直到深夜十二点我们才回学校。段祺瑞一伙见势不妙,纷纷逃出北京。女师大学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举行了复校运动。十一月三十日傍晚,女师大学生举着大旗,斗志昂扬,返回学校。当时学校大门口还有军警守卫,不让学生进去,门口还横挂着‘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的校牌。同学们就把扫帚捆在竹竿上,蘸上墨汁,把这个校牌涂掉,军警过来干涉,学生就用墨汁在他们身上洒,吓得军警张惶躲闪,窘态百出。学生们乘势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牌子挂上,然后闯进了学校。”[8](p160)

看样子,不但军警抵不过女师大的几十名革命学生,就是女大也不行,虽然她们有二三百学生,最后不得不另迁它址,给这些造反派让出了地盘(第二年八月两校才又合并)。

直接建立政府的目标虽然没有得到,但是渗透政府的目标得到了一些。12月初,国民党骨干易培基先是做了教育总长,力主恢复女师大,后以教育总长亲兼女师大校长,鲁迅挚友许寿裳回女师大做教务长,其他革命党或者倾向革命的纷纷进校授课。这下可好,女师大要做革命的急先锋,第二年,也就是1926年3月18日,国民党制造大惨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许广平的革命战友、鲁迅的好学生刘和珍牺牲了,女师大同死的学生还有杨德群,两人携手一扫黄花岗没有妇女的空白!但据许广平1963年的文章,“三一八”却是由“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6](p398)所以这些女烈士的名字写在何处,则还是有疑问的。

至于许广平本人,倒是好好的,据她自己交待,“三一八”这天,她去看“嫩棣棣”鲁迅,并说了游行的事;“嫩棣棣”不让她去,所以刘和珍挨弹的时候,她正在“嫩棣棣”家里抄书呢![2](p17-18)另一个风云人物吕云章也好好的,跟她后来的丈夫周书舲在北海游玩了一天,傍晚又到东安市场吃饭,顺路去照相馆洗自己玩耍的照片,才发现照相馆正忙着洗惨案照片呢。[9](p27)

吕云章的回忆里,还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就是她们同学在学校悼念刘和珍,“刘和珍的未婚夫也来了,放一张两人合照的像片在棺材里,他哭了一会,就偷偷看我们同学,本来大家都很沉痛,叫他这一来,把我们弄得都笑了。后来我们议论,‘和珍幸亏是死了,不然也不会幸福。’”[9](p28)

太可乐了,这一节让我想起了“庄子试妻”的典故,吕云章这一说,可以命名为“刘和珍试夫”了!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8]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9]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民国七十九年版;
[10]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三年版;
[11]参见张卫东:《1925年苏联推翻北京政府计划的提出及实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四)
——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许广平1940年的回忆文章里,如此解释鲁迅掺乎女师大学潮的原因:“他太热情大老实了,有时老实到根据某些理由,即使明知要受苦或来不及细察也会始终参加进去的。即如女师大问题,许多教授,名流看作是‘臭□□’了,一些在教育部任职的教师们不是跟着教育部长走,就是远远躲起来了,而他却以皇皇部员,参加学校的反对部长举动,直至被免职、受谣言诬陷,仍然毫不动摇他的意见。”[1](p183)

    不说其它,只说“皇皇部员”这一条,确实引起了诸多人对鲁迅的攻击,先生您是教育部的部员,拿着人家的高薪,不但不跟部长同事共进退,还挑着学生造教育部的反,这叫高薪养反吗?



(图注:鲁迅、许广平、周作人与林语堂等合影;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许广平1961年的回忆文章里,说鲁迅的《华盖集》正续篇,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用来抨击杨荫榆之流的,夸赞鲁迅“用力气不可谓不大”,“鲁迅在这一次,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使敌人望风披靡,弃甲曳兵而走,至今在历史上还翻不过身来。”[2](p6)

    是的,杨荫榆女士直到今天还没能翻过来。倒是章士钊,因了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至少没被批倒批臭。建国后许广平有时出席会议,恰好与章士钊同坐一处,也称起师尊来了。估计章老头也只能打哈哈了,这可是鲁迅同志的如夫人,惹不起呵!

    所以我一直认为,不管是女师大学潮还是“三·一八”惨案,都是许广平个人的胜利:第一,出尽了风头,把教务长、校长、教育部长相继掀翻在地;第二,拿下了鲁迅,在许广平的爱情宣言里,是她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对她缴械曰:“你战胜了。”[3](p105)

    所以鲁迅不是什么太热情太老实,而是,学潮领袖是自己的“那个她”,没有别的选择。

    之后鲁迅与国共两党的李石曾、易培基、李大钊、丁惟汾、徐谦等人一同被段祺瑞政府列入了黑名单(3月19至3月26日,政府通缉名单开了两次,共48人),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加以与许广平的恋情在老娘和大夫人朱安的眼皮底下也没法展开,所以他应林语堂的邀请决定到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许广平经表叔陈向庭推荐,出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一职(校长是廖仲恺之妹廖冰筠)。

    1926年8月26日,鲁与许同车离京赴沪;9月1日,同天分登开往厦门和广州的轮船,他们南下了。

    许广平要做老师了。你猜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许广平9月12日晚写给鲁迅的信中曰:“本校八号正式上课,校长特许休息几日,所以明天(十三,星一)再起首教课及办公……这个学校的学生是右倾,而且盲动,好起风潮,我教八班,每班每周一小时三民主义,然而恐怕她们了解我就容易反对,现时在小心中。”[4](p101)

    瞧,还没上岗呢,就想着对付学生了。不知她写这些的时候,是否能想起女师大及自己的特性?是否能想起杨荫榆做校长的难处与小心?

    许广平9月17日致鲁迅的信中说:“这校有三数学生是邹鲁西山会议派,大多数是盲从,外似右实则被利用于人。”[4](p106)

    这个更让人哑然失笑了,先前你明知女师大的学潮有党派色彩,且自己有被利用的可能,可是为了撵走杨婆子,不是照样做了“炸弹壳”?难道只许自己被利用,不许别人被利用?

    许广平9月18日致鲁迅的信:“我校从十三日起我即授课办公,教课似乎还过得去(察情形),至于训育,真是难堪,包括学监舍监,从八时至下午五时在办事处或查堂,回来食晚饭后又要查学生自习及注意起居饮食……总之无一时是我自己的时间,更有课外会议,各种领导事业及自己预备教材……弄得精疲力竭,应接不暇。明日是星期,下午一时还要开训育会议,回想做学生真快活也。”[4](p107-108)

    恩,我也知道做学生快活,除了造反,还能统战男教师,并通过他的笔和嘴,大骂各种反对你们闹潮、要求你们好好读书的各色人等。甚至一些中间派人士,比如李四光先生,也被你们骂成了杨校长的“三勇士之一”。看来,道德与智力双重下降,有事没事只管骂政府骂官员,甚至骂独立人士为五毛与维稳分子,其由来也渐矣。

    9月23日许广平致鲁迅信,首先说忙——忘了她自己说杨校长啥也不干了。其次说对付学生不易,不行就溜:“我之职务是要图,图即反抗群众,早晚犯众怒而遭攻击,现时她们幸未窥破我底细,我又固示沉默,渐以图之,如能潜移默化,有回天之力,固政府与学校之福,否则自然是我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第三说本校女生个个都是杨校长:“学生时时蠢蠢欲动,多方探听我色彩。女子本无高见,加以外诱,更兼顽强,个个如杨荫榆之遗风,亦大可叹也。”——这一句我倒觉得她在自己说自己。第四说溜也不怕,有何香凝的腿抱着呢:“好在只要我自己努力,得到信仰,或不至失败,即失败亦不愁没地方去,现时广东女子地位与男子等,新近何香凝为公益厅长,与实业,教育……等厅平等,因此我们即便离开学校,尚有别机关可去。”[4](p112-113)

    9月28日许广平致信鲁迅说自己搬了住处,与三个小学教员为邻,再次感叹做老师不好玩儿:“该三人为小学教员,胸襟狭窄……但因不是做学生,总得将就,忍下去了。次早见面,我还陪笑脸招呼,这真是做先生的苦处。”除次之外,还感叹做训育主任不易,因为训育主任直接由校长领导,“而此校学生正因向日一部分领袖者曾起风潮反对校长,现在虽然平压下去,但愤愤不平之气,每寻瑕找隙,与办事人为难。”[4](p120)

    9月30日的信比较有趣,革命小将连穿衣打扮都扭捏起来了:“广东不似外省随便,女人穿衣,三二月一个尺寸花头,高低大小,千变万化,学生又好起人外号,所以我带回来的衣服都打算给嫂妹穿,自己从新做,不是名流,未能免俗。”[4](p123-124)

    这里,她也忘了她对杨荫榆着装的不屑了。

    10月4日的信:“从前是气冲斗牛的害马,现在变成童养媳一般,逢学生都是婆婆小姑,都要看她们脸色做事,如此那有自我的个性原来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会就是这样,我从前太任性了。”[4](p132)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终于对从前有了一丝丝的反省,但是,还没有由此及彼,反省到杨荫榆校长那里去。

    10月7日的信:“整天对学生钩心斗角,不是推诚相与(学生视学校如敌人,此少数人把持所致)所以觉得实在没趣。”[4](p134)

    我觉得有趣,鲁迅当时的论敌,现代评论派,那些留学欧美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当初对女师大学潮的评论,也有许广平括号的里的那些话!

    10月10日的信:“四年级师范生快毕业了,初做几何,手工、豆工折纸俱极粗劣。此处学生就轻视手工,缝纫,图画等,也许是受革命影响,人心浮动之故罢。”[4](p139)

    她忘了她与鲁迅如何恶心那个未上任的缝纫校长的。

    10月14日的信,许广平谈到了她的母校,北京国立女师大的改组,把那些教职员工名字列出后,说出了如下话语:“这些东西我多不认识,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4](p142)

    母校的老师在她笔下全成了“东西”,这些东西她都不认识,就打到北京去,活捉各老师?还有,她倒是在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教书,一百天之后不照样屁滚屎流?

    10月30日的信,许广平跟鲁迅交待,为了跟右派把持的学生会斗争,她开始挑拨学生闹事了:“本校学生会召集大会,手续时间都不合,我开始限制并设法引导别的学生起首反抗,自后或引起风潮……总之有文章做。马又到省立女师害群了,可惜只有一匹在这里,没有助手,哈!哈!这回做事外面也有帮助。”[4](p167)

    这一段,小人之性状毕露无遗!外面有人(不用说就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了),所以她这个害群之马尽管撂了单,也要在里面尽情的“害群”的。

    11月4日的信,许广平兴奋地向鲁迅汇报,她们左派终于赢了右派:学校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把学生会主席李秀梅开除了,理由是违犯校章;还开除一个蒋仲箎,因为她说校长反革命,所以谓其侮辱师长,且立即布告云云。[4](p174)

    整个信中洋溢着一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情绪,不知她是否想起自己一年前被开除之事?

    11月7日的信,有关本校学潮,她又谈了许多。

    第一,右派们惨了:“我校把持学生会的分子,实在命在垂危,无多大力量。”

    第二,当年与杨荫榆对仗,自称“毛丫头”,现在轮到她看不起这些毛丫头了:“不过我觉女子总是比较和黑暗接近,判断力薄弱,所以学校现下,中立一部分,反对一部分,而反动者占势力,中立者为学校所压,不敢动,而心则同情于反动,谓学校开除为太忍,而尤可笑者,她们因学校禁止其一切集会,昨日乃在校之四周标贴开会解决,请求学校收回开革二生,否则(行)第二策(罢课),再否则行第三策(十二个B队署名,即十二响驳壳枪对待也)。”

    第三,虽然学生都讨厌我,但是捱不住我背后有人:“自从学潮起后,那些学生(多数)以为我袒护一方,或从中主持,而且我地位是训育,直接禁罚她们,所以众矢之的,她们以前见我十分客气,表示欢笑的,现时或勉强招呼,或强作不见,或怒目而视,总之感情破裂,难以维持……如她们闹得太凶,没法处理,则打算照中大办法,重新考试,总之,我们是具十二分坚决心,校长教职员,有力者都是左的,事甚好做。”

    第四,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身体好,日来每饭三碗,因为害马又害起群来了,心中高兴,不觉多食些。现时背后有国民政府,自己是有权有势,处置一些反动学生,实在易如反掌,猫和耗子玩,终久是吞下去的,你可知其得意了。”[4](p175、176、177)

    这吃相很不好看。杨荫榆看了也会自叹不如吧?只是不知鲁迅看了何感?这学生比她当初的校长,恶毒多了吧?

    11月11日的信,意味丰富。

    第一,炫耀学潮中自己的作用为“我不过主使发动耳”,并声言自己背后有政府、中央至省、市三青年部长(专管学界)至省教育厅所组织之学潮委员会等的支持。

    第二,训练学生做党争工具:“校中主持之人,除我向有五六位先生,专暗中指挥革命学生,天天晚上开会训练她们,白天又上课,有必要又出席学校会议,裁判学生。”

    第三,承认与学生斗得伤感情,教课没意思,两位很出力的先生提出辞职,一个要去俄国,一个要去黄埔做教官,他们一小撮遂秘密会议,商量由校长辞职,他们几个幕后黑手也去职,另换同派人前来治校,“如此换汤不换药,既可减学生目标,也可谋学校发展”。

    第四,有人提议她去“汕头做市妇女部长,但尚未一定”。

    第五,明日为庆祝孙中山诞日,她要陪学生去巡行,“好在我在北京巡行惯,而且我也好动的,自己去没味,带住学生又可看热闹,又可出风头,你羡慕否?”[4](p183-185)

    11月13日再次提到自己因搅动学潮而胃口大开:“我初回来时,广州虽然食物佳,但每顿饭菜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口,随随便便食两碗,不多不少,近来却是胃口开,总食完就想添饭,每食总在三碗,想因学校有风潮罢!”[4](p193)

    11月15日,许广平谈到两处关键点:第一,“现时国民党中有共、左、右三者,共与左合,不难打倒右”;第二,共、左联手镇压了学校中的右,为了对付学生的反感,他们再次商议,让校长辞职,甚至有人提出让许广平接任,但是她“无论如何坚决不干”。[4](p198)

    她当然知道做校长不是好活。我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其实打破这种定势也很简单,那就是换位思考。多简单的操作,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呢?为什么都是你死我活的二极对立呢?

    (未完待续)

    附,参考文献:

    [1]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3]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如何变成一个你恨的人(完)
—— 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

端木赐香

    11月16日的信中,许广平跟鲁迅说:“校事似乎没有什么了,然而潜伏着是有问题的,在被革除的反动派,心中不服,日前恐吓无效,现时极力酝酿罢课,今日要求开全体大会,我以校长不在校没法批准来推辞她们,但一旦大会开会,压制起来,群众盲从,恐怕就又闹起来了。”

    还说:“我回来两足月,造了两件(参与而已)快意事,从这方面看,可以说回来无效果吗?我自然知道去汕头薪水劳苦都比这里好,但我到此校两月就把反动生开除两个,给她们反革命的学生一个打击,在我未来以前呢?她们猖獗到目无师长,口口声声打倒校长,实行反革命而没奈何。又说到县立学校的事,那天县知事要因反动派而停止开会了,我起来力争,继续开会,后来大家要将捣乱的登报写出名字来声罪致讨,有些胆怯的,就不敢附议,力争取消,我又起来坚持,卒之如愿,结果这会完满成功。这两件事,我觉得抵得过我回来在学校捱的苦处。”[1](p201、203)

    我一直强调的换位思考,可以切入到这里试试看。你看,自己做学生造反,打倒校长,叫革命;自己的学生造反,同样是打倒校长,却叫反革命。说实话,读《两地书》读到这里,我就读不下了。因为我既做过学生,现在更一直做老师。你就是切换电视频道,也切换不出这样一种两极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她这些活动以及想去汕头做妇女部长的评价:“校事已见头绪,很好,总算结束了一件事。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却叫我很难下批评。你脾气喜欢动动,又初出来办事,向各处看看,办几年事,历练历练,本来也很好的,但于自己,却恐怕没有好处,结果变成政客之流。”[1](p204)

   


    (图注:杨荫榆(前排左二)在1918年教育部选派赴美留学生合影。杨荫榆1884年生于无锡,1922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杨荫榆成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1937年底,杨荫榆到日本领事馆谴责日寇奸杀行径;1938年1月1日被日军报复,射杀而亡。)

    鲁迅察人甚深,唯独对自己的“害马”察入不够——她做学生时是闹潮骨干;做教师时以党争为重;尔死过之后,没人拦了,她政客就做定了。

    许广平11月21日写信向鲁迅报告说,学校快维持不下去了:

    “更兼反动学生,因开除二人后,总百端设法罢课等事,与其由她们罢,何如由我们自己停,于是校长打消候至本月卅再去之议,而即于十七早决然离校”,“现时我最感无味的,就是校长未去,还可向校长辞职,此时校长去了,无处可辞,而学校此时又不能立刻摆脱舍而之他,坐看学生状况实在无味也。”[1](p209、210)

    这个跟当年她在女师大闹学潮一样的情境,只不过角色变了,她自己有点类同于女师大教务长薛燮元了。

    鲁迅25日的回信说:“本校学生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他们都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1](p215)

    看鲁迅的意思,新加入国民党的学生太傻了,不知道控制学生会为己所用。我觉得,现在连傻瓜都知道这一点了吧。中国的学生会还叫学生会吗?

    许广平11月27的回信,首先谈到了鲁迅担心她做政客的问题。她的意思是:书籍,研究,教人,学校职员,她都不行;“五光十色”的“政界”和“党”,她又不适。总之干嘛都不行,但是已被人公认为“共产人”了。其次谈到了学校现状,有可能让廖冰筠重新回校,重新整顿,但“反动学生乘机欢送校长,又举出好招牌,请宋庆龄为校长,预料宋必不肯,则有第二等人物推出,她们计策如此,届时如校长回,她们必拒绝或有事发生,则我们当乘机彻底整顿一下。”[1](p216-217)

    许广平11月30日的信除了说学校欠薪、其它工作不易找之外,还说了她与学生关系彻底恶化:“学生已破面,冷面相面,训育是以德感,以情维系的,如此何能继续下去。”[1](p222)

    不知她能否想起她们当年怎么骂女师大教务长薛燮元的?

    12月6日的信:“全校仍未上课,将俟积欠有着,校长回校,当有一番整顿与淘汰,今日反动学生无聊,向总务与我攻击,但也无效。”鲁迅当天晚上回信,打得比方真好:“你们的学校,真是好像‘湿手捏了干面粉’,粘缠极了。”[1](p230、231)这种话,薛燮元、杨荫榆、章士钊听了应该深有同感吧。

    12月7日下午许广平致信鲁迅,汇报说,欠薪发了八成五,“而最令人发指的,就是那八十多(个)反动学生,昨日列队到省政府、教厅、财厅,都说学校不是经费问题,是校长问题,只要宋庆龄掌校,便万事解决云,你看她们居心破坏学校,不惜牺牲学校,这种态度,可恶之极。”“这几天经费未解决总坚持不上课,经费解决则须革新一次,革后自己再走,也是痛快,如果经费不解决而教厅换人,或解决而另换人,那我们可不管了。”[1](p232、233)

    她忘了她当年咋破坏学校,不惜牺牲学校的。

    12月7日晚上许广平致信鲁迅:“我想没有被人打倒,或自己倒下之前,教书是好的,倒下后则创作似乎闭户可做,但中国人心理,倒下后的著作,是否还一样保持原有地位?也很难说。对付社会一般人,要用一般方法,过于自我,就受攻击,真是讨厌的事,但党内似乎好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设法得政府一笔款,挟着什么名目,领着公费就可去,但这自然要改变教书生涯,才易活动,你看郭沫若有什么,现时是政治主任,又改为……了。人一迫就可以转行,你说是不是?”[1](p237)

    这里亮了,第一说随便编一个名目,就可以骗得国民党政府的公费去俄国留学;第二,点名暗示郭沫若同志人品学品都不咋地,咱是不是可以学学他。嗯哼?

    12月12日的信,说“明天(十三)起上课了”,但她好“恐惧”,一怕校长不回任,叫她继任,那太“吃苦”。“此校如此复杂,旧教员不易去,在校占大部分势力,实无法整顿,且经此一事,甚彻底之人多去,留我受苦甚不上算,但此校习惯女校长,旧校长去,一时无相当人物,则怕我当殃,推却自然爽快,但一纸公文压下来时,任你如何推托,也不成功,现时我只有设法劝校长早日回校,以免殃及我自身。而且校长薪水与主任同,不过少八时教课,但出席外面会议太多,一经做起此职,辞职即不容易,我愿意做点易来易去,不受人注意的小事,所谓‘长’,实在令人闻之不寒而栗。”[1](p240)

    是啊,这话更像是替杨荫榆说的。

    12月15日的信,说及学校的总务辞职了,教务也另有他就,“庶务员就取笑我,连校长及三主任,四职集于一身了!我才恍然大悟于造傻子,人偷偷地找好事情就溜之大吉了,而我还打算有交代再走,将来岂非人都走光,校长也不回来,只有我一个光杆受学生凌辱,教职员催迫吗?”

    其它不说,单说“受学生凌辱”,“受教职员催迫”等等,能不能也切换到杨荫榆女士身上呢?

    那么什么凌辱呢?“反动生口出不逊,在我后面说共党人走狗。我回头,她们不说了,再前走,她们说,哈哈!还回头看阿!你看这多么可恶,总而言之反动学生太猖獗,好的学生太老实而胆小,教了也不敢做,真没奈何。”最后她的招数是装病请假回家云云。[1](p245、246)

    看到这里想笑,你当年既不“老实”又不“胆小”,肯定不是好学生了,教了肯定敢做,那么是谁教的呢?除了“鲁迅吾师左右”还有哪些有“色彩”的人呢?章士钊与杨荫榆当年,不就是希望教育独立,学生安心学习么?是你们非得把学校当作党化教育与政治斗争的地盘,现在领教了这邪气的反噬之痛了吧?

    许广平12月19日的信说:校长的确不干了,教务、总务也换新人。闻听校长推荐了她和一个姓李的右派女人,但她自己决计是不干的云云。[1](p251)

    12月23日的信,有几件重要事项。

    第一,“日前有天津同学邓颖超,她说中大附中有机会做训育员问我愿意不?我姑且先答应她愿意,但能否实现也不可知,训育的味道我尝过了,不愿再尝,但目前也只可用骑马找马之法。”

    第二,不用担心做校长了,因为她的“厅长”哥哥告诉前校长,自己妹妹继任不大好,又新回来,情形不大熟识;学生又反对,不如那个姓李的,也就是陈公博夫人李励庄继任校长的好。[1](p254)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删节版的《两地书》中,第二件事没有了;第一件事呢,把“邓颖超”、“训育主任”等字眼都删掉了。[2]

    12月27日的信向鲁迅报告:

    第一,把自己在学校的东西全搬回家了,以示决绝。

    第二,原先共事的一些“激烈”同事,“说我是共,有许多反对我的话,说我以为他们是同志,引为同调,现时我看清了他们不是。你看多么可怕,一向努力共同工作的人,现时是这样说我;固然我之非共,你所深知,即对于国民党,我也不过承认为比较的,非绝对的,而且即便是要我献身于党,效死于党,现在尚非其时,我之入党,也有几分预备无聊时消遣自身,而现在则绝对不是时候。”[1](p260-261)

    删节版的两地书中,把上述内容删改得一塌糊涂。[3]幸亏现在的原信出版了,我们才能知道,她之当年参加国民党,是为预备无聊消遣的。然则她在北京做学生,在广州做老师,又是预备干嘛呢?

    许广平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为人师表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从1926年9月13日到12月27日,也就一百多天的日子。仅仅通过她致鲁迅的信件,我们就可知道她做教师兼训育主任是多么的失败和不堪。

    令人失望和不满的是,从她的信中,没有片言只语由己及人,想到当年杨荫榆做她们校长时的难处,当然,更不能指望她能站到鲁迅论敌——现代评论派的高度,提倡什么教育独立、学生远离政治漩涡、以学业为重的了。

    更让人失望和不满的是,许广平晚年回忆录中对杨荫榆的评价,仍然找不到任何反省与悔悟之意:“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在女子方面,我想,这是中国人‘重女’的好表示,一个劳什子的杨荫愉,便以为了不得的大人物,终之闹出大大一场把戏,然后下台,这是女界之荣,还是辱?杨荫榆做校长以后怎样呢?她整天的披起钟式斗篷,从大清早出门四处奔走,不知干出什么事体以外,回到校里,不是干涉一下子今天用几多煤,明天撤换什么教员,一屁股住卧室一躺,自然有一大群丫头,寡妇,名为什么校中职员的,实则女仆之不如……学生迫得没法,由各班推举代表亲自见她要求她自行辞职。她起头就叫人在门外干等,末后见面了,又一一问你们姓甚名准,你们是否真是代表,我有什么错,你告诉我好改,又说我待你们并不坏,支支节节的一大套,到底还是没改良,这样,凭良心,如果没有利诱威迫,丧失人格的外交政策,我敢决个个都是反杨的,我,自然不在话下了。”[4](p101)

    当然不在话下,所以废了我一年的时间去考证她的心路历程,把删节的两地书与未删节的两地书对比着研究一遍又一遍。行文即将结束之际,作为一个师范大学的教师,作为一个历史学人,我觉得不管从哪方面来讲,我都有必要倡议一下:

    第一,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代,我们对于自己的师尊,自己的母校,都应该怀有朴素的感恩之心和情怯之意;

    第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时代,我们都有必要反省自己的历史、民族的历史。

    前面曾经说过,日本那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曾说过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这个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唯一的,诸多日本人都有这种看法。这里可以再举一个,国民党元老级人物雷震在日本留学时,曾看到一个名叫大谷光瑞的日本和尚,写了一本《对支那议》,书中声称中国有五匪:土匪、学匪、兵匪、官匪、政匪。气得雷震直想骂他:你才是匪和尚呢。[5](p76)

    骂归骂,但骂过之后是否需要反省呢?

    许广平终身没有反省,可能是时代的局限和她个人的不悟吧。相形之下,倒是另外一个人让我眼睛一亮,这个人就是上面所说的国民党元老雷震。他在1927年也做过中学校长,但他在当时就发现,政治斗争和党派组织渗透学校,忽悠年轻不懂事的学生造反,“其结果则是损毁了整个的教育。将来撰写中国教育史的人们,当然不会忽视党化教育对于中国实际教育之恶劣影响”。[5](p43-44)

    也许正是由于有这么一种反省,所以若干年后,雷震才会在台湾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在学校废除三民主义课程以及军队撤销其党部”等主张;台湾学者吕芳上更是写作出版了《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重磅史著,对那个时代的学生运动作了客观犀利的反思与解剖。这让我欣慰,这个民族,总还有那么一些让我仰望的人物,总还有那么一些亮点!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

    [2]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号信件;

    [3]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号信件;

    [4]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一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范泓:《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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