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四堂和甲骨四少

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著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著名学者陈子展教授在评价早期的甲骨学家的时候写下“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名句，这一概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1鼎堂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字鼎堂。四川乐山县人。1928年6月，在日本东京的书店，他拿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郭沫若几乎访遍了日本所有的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在这以前，他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已经收录了他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从此，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上了颠峰时代。几经周折，他的另一部著作《卜辞通纂》也问世了。郭沫若从事甲骨文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十年流亡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1959年8月郭沫若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殷墟。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收入41956片甲骨，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使甲骨文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彦堂董作宾

（1895年3月20日-1963年11月25日），字彦堂。河南南阳人。1928年10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董作宾被聘为通讯员，受命到安阳进行殷墟调查。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

立即得到蔡元培院长的重视。几天后，董作宾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从1928年至1937年科学发掘15次，董作宾参加了前7次和第9次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学专家。他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董作宾重视对甲骨的描摹，他的甲骨书法，为世界许多名家所收藏。

3、雪堂罗振玉

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罗振玉自幼研读古籍，对文物古董造诣很深。1902年罗振玉第一次在刘铁云家看到甲骨文字的墨拓本，认识了甲骨文字，1906年，他任学部参事官，不仅广为收集古物，也着手调查甲骨的真正出土地。他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考证其地为“武乙之都”；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他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在考释文字上，他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对一词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的符合。这些都给后来考释古文字者以启迪。
4观堂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17年，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被誉为甲骨文发现19年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郭沫若曾评价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不是就甲骨文字本身去研究，而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他创造并完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学术贡献极大。

一提到民国时期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学者，很多人脑中会浮现“甲骨四堂”四个字。其实除“四堂”（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之外，还有“甲骨四少”，即唐兰、容庚、柯昌济、商承祚四人，不过知道的就不多了。
       这一称呼源于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称：“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那时，四人皆20多岁，商承祚、柯昌济两人最小，仅21岁。在甲骨文这样艰深晦涩的领域，四人如此年轻却又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实属罕见。
容庚：初中毕业上北大，多惊人之语
光绪二十年（1894），容庚出生在广东省东莞县莞城镇。在他幼年时，祖父和父亲相继过世，家道日渐催颓。将容庚领上古文字治学之路的是四舅邓尔雅。邓尔雅曾留学日本，是近代岭南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篆刻家。他教容氏三兄弟读书，容庚从其学金石学。


       1922 年，28岁的容庚带着增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三册《金文编》稿本，前往天津，拜见罗振玉。罗氏看后大加赞赏，主动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写信推荐。之后，只有初中学历的容庚被破格录取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


       1926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容庚先后在北大、燕大任教，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和《燕京学报》主编。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本宪兵接收，容庚没有随多数师生迁往西南，而是选择留在北平，并于次年被聘为伪北大教授。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暂代北大校长。一上任，傅宣称要对伪北大教职员一概摒弃，不予录用，容庚、周作人等被开除。


       1945年11月7日，容庚在北平《正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信中列出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原因：“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稀有，未忍舍弃，三也。”(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但傅斯年并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此时，李宗仁筹办广西大学，邀请容庚前往广西教书，容庚接受了这一聘任。


       容庚在广西大学停留不到半年，前往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容庚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容庚与刘节、谢文通等人作为中山大学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出来。6月7日，《中山大学校报》发表了批判容庚的大字报，宣称要“砸烂 鬼锁 ，宰掉 野马 ”。


       “野马”、“鬼锁”的出处是容庚在19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话。


       “文革”期间，容庚有很多惊人之语。他的学生曾宪通曾感慨：“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林彪垮台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开展批判林彪运动。轮到容庚发言时，他将林彪叛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整天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我以为社会到此就不得安生，逼着他（林彪）走这条路。”


       “文革”后期，杨荣国曾劝他认清形势，批判孔子，容庚回答说：“孔子死了两千多年了，他有什么不好？批孔不如批我？”（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31、341页）后来校方给容庚平反，称赞他一生爱国，为人正直，他并不领情，说：“我以前没你们说的那样坏，现在也没你们说的那样好，我还是我容庚。”（陈炜湛：《忆容庚师》，《语文建设》，1993年第11期）     


商承祚：自幼爱古董，曾四批徐悲鸿
商承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生在广州纸行街莲花巷，商家是岭南著名的书香世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伯父商衍灜中三甲进士入翰林。光绪三十年（1904），父亲商衍鎏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第三名，成为“末代探花”。在广东科举史上，商衍灜、商衍鎏两兄弟有着“禺山双凤”的美誉。


       少年时代，商承祚便酷爱古董文物，几近痴迷。1912年，商承祚跟随伯父在曲阜参观孔庙时，见孔庙“累累汉碑，渊懿古雅，于篆隶之学由是顿生研求之念。”（龙敏主编：《花都文史》第25辑，2007年版，第192页）后来，当商承祚将毕生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决定告诉父亲时，父亲叹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意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说呢？”（王祥：《商承祚》，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1921年，伯父将他引荐给罗振玉，商承祚拜罗氏为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商承祚编成《殷墟文字类编》十四卷。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年少成名。后经马衡推荐，商承祚成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23岁研究生尚未毕业时，东南大学聘请他担任讲师，月薪100元。父亲商衍鎏知道这一情况后，兴奋地说：“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令人从何说起？”（王祥：《商承祚》，第29页）


       其实，当时甲骨文发现时间不长，研究学者不多，是一门“冷门”之学。但在大学里，却是一门“热门”课程，很多学校缺乏教师。商承祚被许多学校争聘，有人笑称其手捧“铁饭碗”。


       抗战期间，商承祚和徐悲鸿都在重庆，二人意气相投，关系密切。一次，徐悲鸿邀商承祚来评赏他的画。商承祚先是看了一幅奔马图，写下评语“三条腿的马”，意为徐悲鸿只画了三条腿。又看了一幅坐猫图，评为“狐狸尾巴的猫”，意思是猫的尾巴画得太粗。又评价一幅竹画为“甘蔗的竹子”，指出其粗细无变化如甘蔗。最后又点评一幅仕女图为“吊死鬼的美人”，意指美人的脖子画得太长。徐悲鸿挨此四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向商承祚躬身称谢，说：“我到重庆以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即未闻意见，更谈不上这样好又尖锐的批评，此之谓知友！”（王祥：《商承祚》，第117-118页）
1948年，商承祚回到广州，与容庚共事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56年，二人联名招收研究生，中山大学中文系因此成为古文字学研究重镇。两人相交六十年，友情深厚，却也常常为了学术和收藏上的不同意见而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商承祚子女所写《永恒的怀念》中，有一段这样的话，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父亲晚年与容庚先生同处一楼，我家楼下，容老楼上，谁得佳作，必请至居所，有时为得一佳作，二老怡情悦性，共享采获；有时为一书画真赝，两老又各持己见，争辩不已，甚至还很激烈。

唐兰：不修边幅vs.一丝不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唐兰生于浙江嘉兴市秀水兜。民国初年，他入读商业学校，毕业后改学医、学诗词，后来又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他在1939年出版的《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谈到：


       民国肇建，余方读于商业学校，即卒业，改习医学，既为人诊疾，又颇厌之，而学为诗词。稍博览，思辑文选注所引古书，并为晋书注。九年冬，尽弃所业，就学无锡，同学有熟习段注说文者，余由是发奋小学，渐及群经。


       唐兰走上甲骨文研究之路，与王国维、罗振玉两人的赏识是分不开的。他曾对罗振玉的甲骨文考释进行订正，得到罗氏赏识。后经罗振玉引见，在上海拜谒王国维，请教学问，获得王氏称赞。他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回忆：“于时初知有甲骨文字，取罗氏所释，依说文编次之，颇有订正，驰书叩所疑，大获称许，且介之王国维氏，余每道出上海，必就王氏请益焉。”


       1924年，唐兰北上天津，在周馥家中教书，授文字训诂。1931年，任东北大学中文系讲师。九一八事变后，代顾颉刚讲《尚书》于燕京、北大，后又代董作宾先生讲甲骨文。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唐兰只身逃离北平，取道香港、河内，辗转至昆明，任西南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唐兰继续担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代理中文系主任。1952年，调任至故宫博物院，曾任副馆长等职。


       王国维曾评价唐兰：“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的确，唐兰出身于一般商贾家庭，不似容庚、商承祚、柯昌济等人有家学渊源。他虽曾有幸受到罗振玉、王国维的指点提携，但并不以罗王的传人自居。在学术上，唐兰以孤学闻名，能够自成一派，较多创新之见。他打破了《说文解字》中的“六书说”，提出了“三书说”，将汉字分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类，影响较大。


       生活中，唐兰常常豪放不羁，不修边幅。一位学人回忆他时常“首如飞蓬，胡须长久不薙，与名史学家张荫麟可相匹敌……我并无意说饱学之士如立庵这样的人，均应不修边幅，但对服装仪容都无暇顾及之人，其一心一意专诚治学不问可知”。（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1—202页）


       与生活上的不拘小节相反，对待工作，唐兰却是一丝不苟，极其认真。杜迺松在《唐兰先生的学者风范》一文中提到他1977年夏随77岁高龄的唐兰前往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考察出土甲骨的过程，“先生不顾旅途劳累和炎热，每日不停地工作，重要处随时作笔记……由于工作辛劳，又炎热，先生口里长了几个大泡，吃饭都不方便，我让先生去医院看看，休息休息，先生哪里肯呢？只让我给买了几瓶中药冰硼散上了上。”


       1979年1月11日，唐兰逝世于北京，享年79岁。逝世后，故宫博物院根据他多年的夙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柯昌济：“年纪最小，读书最多”
柯昌济是著名元史专家，《新元史》作者柯劭忞次子，金石学家柯昌泗之弟。


       胶州柯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远祖为元代著名学者和画家柯九思。道光以来，每代皆有名人，以其父柯劭忞最为知名。其兄柯昌泗曾与商承祚一同拜入罗振玉门下，柯聪慧过人，过目不忘，商智力不及他。但柯昌泗迷恋仕途，没有一心向学，罗振玉曾对他说：“你比锡永（商承祚）聪明得多，可是他有自知之明，苦攻读，而你迷恋宦海，毁了自己，太可惜了，何不及早回头，到达彼岸，做个学者。”（王祥：《商承祚》，第29页）官场风云变化，几十年后，柯昌泗晚年落魄潦倒，与商承祚不可同日而语。


       柯昌济生长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1921年他出版了《殷墟书契补释》一书，共考释甲骨文字、词60个。虽然此书错误较多，但多释为前人未释，在甲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1925年，柯昌济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史研究院，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另有《金文分域编》、《姓氏源考》、《韡华阁集古录跋尾》等著作。


       王国维在《殷虚文字类编》序中夸奖柯昌济说：“纯卿为凤荪学士次子，年最小读书亦最多，尝以书问字于余，余叹其逸足，每思所以范之。”得到王氏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其博观广识。笔者尽力收集相关资料，无奈孤陋所见有限，只能简要叙述其生平，实可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