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稼生的旧书行

一辈子收购古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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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四七年十二岁时仓促接手父亲的旧书店，到一九九六年在上海图书公司退休，我从事古旧书刊业务将近五十年。

    收购古旧书刊是一项“沙里淘金”的工作，它不但可以为读者调剂遗缺，而且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具有相当的意义——我热爱这项工作，一生乐此不疲。
    1  我十二岁成为“顶梁柱”
  
  1932年的时候，我父亲为寻求生计从浙江诸暨来到上海。父亲本是小地方的文化人，也没别的谋生本事，就在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开了一家经营旧书的“上海书社”。
  
  我是1935年11月出生的，读小学识了些字，就喜欢到父亲的书店去翻书看。父亲的书店主要经营文史哲类的旧书，还有英文书籍和教科书。十几平方米的店铺门口有一块招牌，招牌上面父亲用毛笔写着“重价收购古今中外旧书”的字样。1947年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不幸罹患肿瘤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哭得一塌糊涂。那年我12岁，妹妹才7岁，这孤儿寡母的一家将来怎么生活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当即辍了学，顶替父亲接管了书店的一切业务。由于平日里在书店的耳濡目染和父亲的有意指点，我对此行已有大致了解。当时收购旧书，大致有四个途径：一是出售者送上门来，二是预约上门收购，三是跑各种旧货市场淘书，四是到“洋瓶店”去“称斤头”。

    当时的上海，有许多综合性的旧货市场，卖五花八门的旧货，其中也有卖旧书刊的。我常跑的是武定路、虬江路等市场。每天清晨5时，我骑着父亲留下的一辆旧自行车就出门了。先在大饼摊上吃一副大饼油条，然后就直奔旧货市场。一段时间后，我已熟悉了那些旧书摊头，每次放眼扫去，就迅速地捕捉旧书刊中的“新面孔”，发现有赚头的书刊，就与摊主讲价，随即银货两讫。旧货市场讲价钱是有行话的，比如从一到十，行话叫做“口、仁、公、比、才、回、寸、本、进、斗”。有时我收到的旧书怕“搁仓”，就到旧货市场的茶摊头上去调剂给“大同行”。当时有名的“大同行”比如“合记书店”、“秀州书店”、“富晋书店”等等，他们是不屑到小摊上去淘书的，每日里只是派人坐在茶摊头上喝茶，坐等我们这些“小同行”转让旧书。

    收购旧书这行最要紧的是“版本知识”，说白了，就是哪类旧书刊紧俏、哪类旧书刊值钱，你得一清二楚。我生性本来好学，在小学是好学生，可惜父亲早逝，学业被迫中断。自从用稚嫩的双肩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我无一日放松自己。利用业余时间，我到“树群补习学校”继续学习语文，每日里小店打烊后即回家在灯下借着字典读书。反正经手的书刊多多，够我阅读的了。我本来就喜欢文艺书刊，为了业务需要，一段时间后我就将中国古今著名作家的名单背熟了，哪位作家有哪几部代表作，哪套期刊紧缺的是哪几期，我都熟知能详。我的小店还经营英文书籍，虽然我在教会办的修德小学学过两年英文（三年级起学），但这远远不够。我就自学《英语百日通》之类，常翻《英汉字典》，下死功夫，硬是将外国名作家的名单也背熟了。有了如此的“版本知识”，做生意就不会倒赔账，还常能“沙里淘金”觅到比较珍贵的书刊。1955年的一天，我就在新昌路的一个小摊上发现扎成一卷几十件的《热血日报》。我知道《热血日报》是瞿秋白主编的，行世已很少，我当即就收下了这几十件的《热血日报》。从事古旧书业务几十年间，看书是我的最大爱好。解放以后，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我就喜欢买书藏书，最多的时候，我的藏书达到二万多册。

    除了跑旧货市场收书，我还常骑着自行车到小摊小巷的“洋瓶店”去“称斤头”。何谓“洋瓶店”？其实就是废品回收店，因当时管酒瓶叫洋瓶，故得此名。洋瓶店当然收各种废纸旧书，全是称斤头的。我到洋瓶店去翻旧书，翻得有可卖的，就叫店主也称斤头卖给我。在洋瓶店买的书刊最便宜，因此常有“合算”之感。

    2  “历史机遇”做到大生意

    解放前做旧书生意实属不易，我每日里辛勤奔波，惨淡经营，只保得全家温饱而已。1949年上海解放了。新社会新气象，我这个收旧书的小业主，也因为“历史机遇”做到了几笔大生意。

    记得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天我到杨树浦的造纸厂去翻书。跟门卫是熟识的，递上一支烟就放我进去了。在废纸废书堆积处，我发现了一批旧文艺书，其中还有毛边本。我的双眼立时发亮，我知道这些书的珍贵，当即就要收下。可是厂里的管理人员却不让收，我急了，撂下一句话：“这些书你们不能动！会找你们领导说的。”我骑上自行车出厂门就直奔市文化局去，我是去找唐弢。因为旧书的因缘，我与唐弢先生早已熟识。在市文化局我找到了唐弢，说明原委，唐弢立即打电话协调了此事，并嘱我在文化局开个证明立即去办理。我拿着盖有文化局鲜红大印的证明顺利地收下了这批有毛边本的文艺书。这些书共有几十斤重，其中有鲁迅的毛边本《呐喊》《彷徨》，还有郁达夫、钱杏邨等人的毛边本著作。

    还有一次“历史机遇”说来有趣。有一天有人预约我上门收书，我如约去了市区的一幢小洋楼。在洋楼里，我看见堆得小山似的书籍，其中有30年代的左翼进步期刊《劳动界》，32开的本子。见到此书，不由使我对这些书的主人发生了兴趣。我即与眼前的那位聊了起来，方知这些书竟是国民党要员吴稚晖的私人藏书。此公匆匆离开大陆，来不及带去所有藏书，就由他昔日的下人随意出售了。这批书我用黄鱼车拉了3车，其中也有些毛边本的文艺书，我还给唐弢送去了一些。

    3  收购旧书有了新意义

    1956年，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有关部门筹备成立“上海旧书店”，需要搞旧书收购的人，我就被吸收了进去。能做“公家”的人，我太高兴了。这不仅是因为从此“饭碗”有了保证，更重要的是，“公家”能看中我，说明我的业务能力得到了认可。当时我年纪虽轻，在行内却已小有名气。人家说：“这小鬼头蛮来三的，吃得起苦。”“蛮来三”说的是业务水平，“吃得起苦”说的是敬业精神。做了公家的人，我就更卖力了。

    那时上海旧书店管收购的有5个人，我负责上门收购。报上登了广告，就有人打电话来预约。有一次我与经理一起去复旦一位教授家收购旧书。到了教授家，我一边整理旧书，一边与教授闲聊。聊着聊着，教授有点吃惊了，因为我一个收旧书的，在“版本知识”上跟他谈得相当入港。就因为这一谈，教授与我交上了朋友。事后，他还特地请周谷城教授写了“业精于勤”的条幅送给我，并介绍我们到其他教授家去收旧书。

    当时正是举国“向知识进军”的年代，有一口号，叫做“让一本书发挥几本书的作用”。可见在新社会，收购旧书已有了崭新的意义。我们常去一些大学收购旧书，总是先贴出海报，让教授们事先知晓。到教授家收书，我们的服务是很到位的。我通常会帮教授整理书架，把教授那整架整架的书全部梳理一遍，然后把教授认为可以让我们收购的旧书收下。这样，我们常常满载而归。

    如果说到教授家收书是我们的“高端市场”，那么到废品回收站“翻麻袋”就可算是我们的“低端市场”了。收旧书的，本来就有跑“洋瓶店”的传统，现在“洋瓶店”变成了废品回收站，这个传统仍然不能丢，因为此中有“宝”啊！我对“翻麻袋”从来是乐此不疲的。一到废品回收站，我就将整麻袋的废旧书刊倒出，有时肉骨头也掺杂其中。虽然每每搞得我“蓬头垢面”的，但能从中翻得几本有价值的旧书，心中仍是非常欣慰。因我热衷于此道，同事戏噱我为“邋遢相公”，此号遂传于业内。

    4  价值非凡的《说唱词本》

    上世纪70年代初，古旧书收购业务在因“文革”停顿多年后重又恢复。此时，“上海书店”（1967年改为此名），意欲开辟外地市场。第一次外出收书是尝试性的，地点是在嘉定。

    记得是1972年的7月，我和同事来到嘉定，在嘉定新华书店坐于柜台一角，坐等生意上门。在此前几日，我们已经在嘉定小城各处贴出了海报，并通过有线广播“广而告之”。当时的有线广播能通到每个生产队（村），是传播信息最有力的工具，“喇叭一响，群众全知晓”，此言一点不虚。那天上午，一位农民将旧报纸包着的一包东西放在了我的面前。打开报纸，我不禁一怔：是一套古旧书，共十二本，其中的一本已被“血水”（棺内有机物）粘成了“砖块”，打不开了。我翻开一本“面相”尚好的，“成化永顺堂刊”的字样赫然在目！是明版的珍贵书籍，我心头不由一喜。忙询问售书人，此书哪里来的，因何出售？该农民据实而告：此书是当年“破四旧”时挖坟墩头（古墓）挖出来的，当时出土的还有女子化妆的镜箱、梳子等物。这些出土之物当即送往嘉定博物馆，博物馆留下了镜箱梳子等物，此套书却没有收下。农民只得又将此书带回家中，倒是心中仍存惜古物之心，没有将此书丢掉，而是置于一竹篮内，悬于猪棚横梁。前几日他听得广播，所以又将此套书送来，试试运气。我当即收下了除一册“砖块”外的这套明成化刊印的《说唱词本》。我对同事说：“收到好东西了，是明版的唱本。”心情激动，立即就给单位打电话汇报了此事。第二天，单位就派了古籍版本专家王兆文来到嘉定，并将此《唱本》带回了店里。次日，领导打电话来嘉定，要我速回上海汇报情况。我回到单位，即被告知：此《唱本》经顾廷龙、赵景深、韩振刚、王兆文、马栋臣、韩士保等专家鉴定，确认是海内孤本，价值非凡。领导要我再次速返嘉定，将退给农民的“砖块”也一并收回，因文博专家可用技术修复。二话没说，我又去了嘉定，到新华书店借了部自行车，踏了两个多小时，赶到宣家村这户农民家中，收购了最后的那一册。

    后来，这套珍贵的明版《说唱词本》全部无偿送交给了上海博物馆，并于1979年6月印行出版。此书上交后，有一日赵景深教授来我们书店，正逢书店召开员工大会，领导就请赵景深来讲讲这套《唱本》的价值。赵景深神情兴奋，在台上有说有唱就讲了起来。后来他还对此《唱本》著有专文论述，认为这套《唱本》的发现，将说唱词话的有载历史上推了二百年。另外，赵景深认为这套《唱本》对版画史和简体字的研究都极有价值。

    5  我们的足迹遍布神州

    自从书店开辟了外出流动收购业务，我和同事们就常常奔波在外了。我们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最远的西到新疆，南至云南、贵州。一年中常有半年处于“出差”状态，而我们的成果则是一箱箱从火车、汽车打包托运回店里的古旧书刊。那时我们的出差可不像现在这样适意，到贵阳坐火车要近50个小时，我们坐的是“硬座”，两夜两天，就坐在“硬座”上打打瞌睡。每到一地，“下榻处”首选是各种招待所（最便宜），然后是小旅馆。在外面吃饭，有时一碗阳春面、一碗馄饨就对付过去了。

    多少年的奔波，辛勤和心血总算没有白费，我们收购了大量的古旧书刊，其中有不少是相当珍贵的。在常州，我和王兆文收购到孤本的清《阳湖县志》；我还收到过早期的外文版研究中国问题的书籍，其中有初版本的《戈登将军传》；还收到过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所收藏后散失于社会的一大批外文版书籍，其中有傅雷的批注及签名本，这批书后来供应给了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多年来还收购到过很多早期的革命书刊和伪装书（封面伪装），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等。1972年，我收购到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书，其中有以“李知太太”（邓颖超）名义发表的文章。我将此书交给了有关人士，后来研究文章发表在了《瞭望》杂志上。

    1983年，北京举办全国古旧书业务训练班，我应邀前往讲课。在训练班，我将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成《古旧书专业知识教材》，悉心传授给我的晚辈同行。我从事古旧书业务一生，我希望自己看了上百万本书的“老眼光”，包括到洋瓶店翻麻袋的经验，能够对我的年轻的同行们有所帮助。人类的文化是有连续性的，古旧书刊即是这传承链条的一环啊！


（信息来源：新民晚报　宣稼生/口述、思济/撰写）搜书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