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可：辽海僧人

函可：辽海第一僧人

     函可(1611-1659），明代最后一位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原为江南名士，29岁时皈依佛门，法名函可，1647年因其写作的《再变记》身陷“文字狱”，被从轻发落沈阳“慈恩寺”。1650年创东北历史上的第一家诗社——“冰天诗社”。著述颇丰，《千山语录》、《千山诗集》。

    当我们跨过海城杨柳河，到了金塔寺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仰头金塔，春日的太阳在塔尖上放着一轮轮的光环。光环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涵可的影子。

    辽沈地区的读书种子中，函可是极特别的一个：他不仅读书，而且写诗文，更因诗文而贾祸。他遭遇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一宗文字狱，更在生前身后遭到了两次文字狱，这在清代历史上大概也是仅有的。

    释函可（1611-1659），字祖心，号剩人，俗姓韩，名宗騋，广东博罗人。他是明代最后一位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作为名门之后的函可，年轻时多才、好义、豪爽，原为江南名士，“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而耻”。其父病逝北京后，家道零落，深感世事无常，遂发遁入空门之念。他29岁时忧世伤生，更经高人点拨，于是别母抛妻，赴江西庐山，拜空隐老人道独为师，皈依佛门，落发舟中，法名函可，字祖心，法号剩人，“剩人”的意思是希望躲避世俗世界。其后，在广州城东黄花塘创“不是庵”为静修之所，又名“黄花寺”。

    函可虽已出家，然家事国事常系于心。顺治二年（1645）春天，函可自广州来南京，刷印藏经。他目睹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看到杀身成仁的明代遗臣，写下了传记体的《再变记》。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函可通过与其父有师生关系、当时已是清朝大员的洪承畴的帮助，取得了回广东的印牌。然而，当函可与他的四个徒弟出城的时候，他的《再变记》和所托带福王弘光帝的书稿被清兵截获。之后，他被押解到了北京受审。史上“文字狱”案，受牵连的人员无数，惟独函可案是清代“文字狱”案中“无人受牵连”的个案，足见函可的磊落与担当。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对他从轻发落，敕往沈阳“慈恩寺”，以示大开“慈恩”。函可被流放到了冰天雪地的盛京对佛思过，可以说，他是身陷清朝文字狱的第一人。

    流放生活是悲苦的，这些江南才子们在盛京城外的村子里，用握惯毛笔的手来开荒种地；女眷们则用习惯于描眉的手，在冰天雪地之中洗衣做饭。这种难以排遣的烦闷与生活的贫苦，往往使这些失去希望的流人匆匆过世。顺治七年（1650年）九月的一天，这些流人们在左懋泰的家里庆贺函可的生日，在冰天雪地里，共同的命运使这些江南人士忘记了身份的差异，以至于函可提出模仿江南才子结社的风气，自创诗社时，得到了积极响应，当时在场的僧3人，道2人，士16人，后来者8人等，共和诗32首。函可称诗社的名称为“冰天诗社”，这是东北历史上的第一家诗社。这些丧失了家国、丧失了故乡亲朋、丧失了自我身份的人们，有了诗境的土壤。

    函可极高的诗文和品行使他获得了百姓极大的崇敬。每当他讲法时，听者总是如云，无论是凶暴之徒，还是愚钝之辈都愿意聆听他的教诲，至于来请他排忧解难的更是络绎不绝。除了在慈恩寺外，他还相继在普济寺、金塔寺等七座古刹作过道场。后来，他被奉为辽沈地区佛教开山之祖，这在慈恩寺和千山都曾留有碑记。

    函可在辽沈地区度过了12个春秋，他思念故国，思念家园，盼望回归故里，但愿望终成泡影，他含悲饮恨，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逝寂于金塔寺，终年四十九岁。有临终偈云∶“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费常住柴薪，又少行人掘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偈语显示了诗人内心的悟境。他的弟子及生前好友，把他的遗体迁入千山龙泉寺，顺治十八年（1661）迁至大安寺，又在缨珞峰西麓的双峰寺建塔。康熙元年塔成，入塔，塔前石碑上刻有《塔铭》、《碑铭》。函可生前著述颇丰，《千山语录》、《千山诗集》。乾隆四十年（1775年），即函可死后1661年，在查缴禁书大兴文字狱的劫难中被列入禁书目录，查抄焚毁；凡函可住过的寺庙及双峰寺所遗碑塔，尽行拆毁。如今，《千山诗集》重印，有辽海出版社本。


    记者 韩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