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
读陶诗与谢诗，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陶渊明是中国酒与菊文化的代表，他的诗中句句不离饮酒，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却几乎没有关于饮酒的描写。为何陶对饮酒如此热衷，而谢却只字不提呢？这是有着潜在的原因的。
说到陶渊明与酒，便不能不提到陶渊明的曾祖陶侃。陶侃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晋书》本传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雍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以算做“工作狂”那种类型。不仅对军国要务，就是日常琐细的小事，陶侃也要事事经心。当时造船，他命人把剩下来的木屑和竹头都留着。属下们不明白他什么意思。等到下雪的时候，才晓得他要用木屑来铺地防滑。后来桓温伐蜀的时候，又用竹头做船钉。《晋书》评论说陶侃“综理微密，皆此类也”。实在是“闲不住”的典范了。当然最著名的无过于“搬砖”一事。封柴桑侯之后，陶侃在家无所事事，便找来一百块砖，早晨搬到院外，晚上再搬回来。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用这样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在优越的生活中沉沦下去，真是有些不可理喻。但陶侃正是这样一个精力极度旺盛的人。无怪他后嗣众多，光儿子便有十七个。可惜过多的子女反而将父亲的优秀传统分散掉了。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尚且有名，官至武昌太守，已经不及其父。陶渊明的父亲更是连名字都不载于史册。陶渊明虽然在当今名气胜过陶侃，但是以诗赋人格，而不是以功名。他的仕途实又逊于他的父亲。至于陶渊明的五个儿子，从陶的《责子》中也可以略知，五子都没有成器。陶家在仕途上可谓一代不如一代。
陶渊明和其曾祖陶侃的性情迥异。陶侃精力旺盛、积极用世的优秀传统到陶渊明这里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不同的气质便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由陶侃的精力极度充沛，至陶渊明则走向消极、避世的一端。精力充沛者喜欢管别人的闲事，自然对自己也不会放纵。《晋书》言陶侃对游戏娱乐深恶痛绝。他说：“摴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属下若有聊天娱乐，不认真工作者，陶侃就命他把酒器蒱博等娱乐之物取来，都扔到江里。如果是吏将，还要受鞭扑之刑。陶侃对饮酒也十分节制。《世说新语》载陶侃饮酒必自制其量。旁人问其故，陶侃解释说是年轻时酒后犯过过失，母亲命他约束自己，故而不敢多饮。当然陶侃的话不一定全信。为官之人不愿饮酒，往往要找个托词出来。然而可以看出陶侃在饮酒上的自我约束能力。与之相反，消极、颓废者则往往放任纵情。陶渊明对于饮酒的狂热便是和其曾祖背道而驰的极端。
陶渊明极爱写饮酒。不仅有《饮酒诗二十首》《止酒》《述酒》等以酒为主题的诗篇，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常常不离酒这个话题。甚至在《拟挽歌辞三首》中也写道：“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死也不忘饮酒。然而从实际来看，陶渊明未必有经常酗酒的行为。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的是一种极为贫困的生活。他在诗中多次提到自己长期面临饥饿的困扰，甚至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竟不得不向邻居乞食（《乞食》）。饭食都不能果腹，当然也就不会有太多酒喝。陶渊明的酒的来源，一方面是邻人的馈赠，一方面来自于他的崇拜者刺史王弘。这样的酒自然不能像阮籍、刘伶那样来得潇洒。但无论陶渊明在现实中是否嗜酒成性，他对于酒的态度一定是多多益善耳。酒能浇人胸中之块垒，能表达傲世旷达的情怀，这都是酒的文化内涵，是被陶渊明沿用并发挥到极致的。但就陶渊明个人而言，为何对酒如此钟爱，恐怕还是和他的家世背景有一定关系。陶渊明自幼家贫，并且缺乏娱乐和交游。在今天，酒对于我们而言仍然是社会功能占相当大的成分，在古代更是如此，娱乐和交游活动必定以酒为佐助。而陶渊明青少年时代单纯的生活必然阻隔了和酒的接近。娱乐和交游也许和陶渊明的性格和追求不符，但酒作为自由人格和旷达情怀的象征，却是陶渊明所期许的，这使得对娱乐和交游没有什么兴趣的陶渊明却对酒充满了憧憬之心。再者，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以刚毅严厉著称于当世。他对家族的影响力理应颇为巨大。陶渊明在少年时代，难免受到这种家风的熏染。陶侃不喜饮酒，故陶家对酒应也是比较节制的。这对于年少的陶渊明来说，无形之中对酒又生出一种神秘感。这些因素相加，便形成了陶渊明对酒的独特的情结。
与陶渊明不同，谢灵运的诗中几乎难以见到“酒”字。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上没有关于饮酒的描写。这固然与谢诗受玄言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谢灵运的家世背景使然。谢灵运出身于世家大族，宴饮赏会、游山玩水都是贵族之间再平常不过的休闲方式。对于谢灵运来说，自然不存在“酒”的情结的问题。但是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特地回避饮酒这个话题。尤其是在当时，游山玩水和宴饮赏会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描述当时聚会的活动，既是郊游，又是文会，同时还有曲水流觞助兴。谢灵运的游宴也是如此。本传说他在会嵇时，“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并且“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这显然就是游赏与宴饮共有了。又载谢灵运与惠连等人“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文章赏会”自然不离文会宴饮，“共为山泽之游”则是山水游赏，由此看来，当时的游娱和宴集活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谢灵运为什么在山水诗中只字不提饮酒，仿佛有意把宴饮的成分择出来呢？答案大概在于谢灵运入宋之后的特殊心态。刘裕上台后，对东晋士族进行压制。谢灵运自然也难于幸免。由先前的食邑二千户的康乐公，一下子降为食邑五百户的侯。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谢灵运本来就是一位心高气傲的人，遭受到这样的待遇，自然心怀不满，于是对新的朝廷也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本传说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便是他当时有意而为之的做法。谢灵运的不合作并不是真的不合作，他违反礼法，只是想引起朝廷的注意。然而朝廷对他的所作所为却置若罔闻，仅仅拿他当文士看待，并不付以实权。少帝即位后，谢灵运被贬为永嘉太守。人生达到低谷，自然是情绪最坏的时候。谢灵运干脆不理政事，一面肆意游遨，放情山水，一面写诗。在任一年之后，便告病辞官。他的从弟们给他写信劝他，他也不听。于是跑到会嵇去，在依山傍水处修筑精美的别业，并和隐士们纵情游乐。 谢灵运在永嘉至始宁的这一时期山水诗作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如我们熟知的《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等。
纵观谢灵运这一时期的表现，可以看出谢灵运自从入宋后就一直在与朝廷负气。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让我处理政务，我偏要去游山玩水。就像魏晋名士的酗酒都带有一种对着干的精神一样，谢灵运的纵情山水也是如此。他自然不用饮酒，因为山水就是他的酒。刘宋政权既然对他不容，他便通过寄情山水来进行排遣和暗暗的讥嘲。游山览水是世家大族的生活方式，你们这些赳赳武夫自然是无法体会的了。即使你们有机会去登临游赏，没有对山水独到的审美意识，又怎么能见我谢灵运之所见，闻我谢灵运之所闻呢？谢灵运故意把景物描摹的细致有加，姿态横生，来彰显他作为世家大族的子弟在才学、教养上的优越感。本传说他在始宁时，“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谢灵运固然已经成名，但其诗能够不声不响就流传至都邑，以至于名动京师，说明他在其中还是有所运作的。毕竟那些门生故众不能光有凿山挖湖的本事，关键时候还得能派的上用场。谢灵运的确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上达天听，一方面仍然想炫耀才华，期望引起朝廷的重视，另一方面，如果朝廷还是对他无动于衷的话，那么不妨借机来一个双敲，讽刺一下这群没见过世面，不懂得享受的统治者。山水诗为何到谢灵运处为一变，与谢灵运的这种负气的心态不无关系。谢灵运另有很多乐府诗。与他的山水诗迥然不同，其乐府诗写得质朴明白，和大多数文人的乐府相差无几。这表明谢灵运的诗并非一贯是其山水诗那种风格。由此更可见他的山水诗独特的遣词造句乃是有意为之。谢灵运不喜欢写酒，大概是因为诗中有酒，便少一分理性，多一分颓废与憔悴。谢灵运要让那些当权者看到，他是清醒着的高贵的世家公子，就算有哀伤，也不过是一些理性的忧郁罢了。再者，酒这个话题自古以来就经常出现在宴饮题材中，宴饮诗又往往伴随着君臣、同僚的应诏酬和、颂扬太平。谢灵运既不被刘宋政权重用，又遭到同僚徐羡之等人的排挤而被贬官，自然心怀怨愤，对“酒”也就疏远起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