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我与柯灵的一段“笔战”

黄裳：我与柯灵的一段“笔战”
编辑：资讯编辑    来源：光明网   

　　黄裳先生的《来燕榭文存二编》里有多篇“争鸣”文字，很好看。比如涉及到与止庵，与汪曾祺，与朱正等，当然有的争论是快活的，满足的。在此我们选编了与柯灵的“争论”。当年唐弢先生在黄裳先生《旧戏新谈》的跋文里面说：“看文章也就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判断对于现在的黄先生的文章依然是一个十分恰切的注脚。
　　《开卷》九卷五期有古剑《柯灵的信和诗》一文，“附识”中有涉及我的两段话，有云：“40年代中期，他(柯灵)任上海《文汇报》主笔和副刊主任，斯时，黄裳从重庆返沪，柯灵赏识其博杂，拉入《文汇报》任记者。私下黄裳称他‘恩师’，暮年因梅兰芳书稿事，而起‘笔战’，坏了友情，近似沈从文与萧乾，实乃文坛憾事。”对此，我有两点更正。
　　第一，我与柯灵交游颇早，最初是副刊编辑与投稿者的关系，偶有通信，自然以先生相称；后来逐渐熟悉，通信时就称“兄”了，从未在私下称之为“恩师”，亦未曾以“恩师”视之。老朋友、熟人而已。
　　其次，说柯灵赏识我的“博杂”，引我入《文汇报》，是事实，但说得不够真实、完整。1945年抗战结束，我滞留重庆，待机东归。此际柯灵介绍我加入《文汇报》，只寄来一盒《文汇报》特派员的名片，不支薪，以通讯稿计稿酬。与此同时，他和唐弢合办《周报》，也以旧友关系频频向我约稿、催稿，我确也写了不少。其时家母弱弟留居沪上，生计艰难，不能不拼命写稿，以济家用。稿费亦由柯灵转交。这都是细事，重要的是从上世纪40年代直至50年代后期，在柯灵心目中，我的“政审”(这是解放后才出现的“关键词”，其实是自古迄今，一直存在着的政治要素)是不成问题的。
　　上世纪50年代初，柯灵曾出国访问，在《新民晚报》发表过游记，柯灵要我注意一读，我因疏懒未能翻阅，至今抱憾。想那里大概有着对我的“好评”。又有一年春天，我们都在杭州，在巴金下榻的宾馆楼下大厅相遇。他催我赶紧到巴金的住房里去，因为有人在给巴金拍纪录片，不可失去这个好机会。我没有赶这个热闹，这都是对我善意的提示。又一次同在巴金处闲谈，座中有黄源。柯灵说起最早看到我的投稿，署着“宛宛”的笔名，猜想可能是位女作家。这时黄源插话：“大概又引起你的非分之想了吧?”于是谈话截然中断。这次他是想说明是他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新作者的吧，这都是好意。
　　这以后就是发表了回忆《周报》的长文，把我从《周报》作者群中删除；又有劝我把抄家掠去的藏书，捐献或卖给图书馆被我婉拒后的回信。见面时依旧满脸笑容，一如往昔，但在《读书》上发表了想起梅兰芳的文章，从背后给了我一刀，我才恍然大悟，在笑脸后面藏着的是那么阴森可怖的“脸谱”，恰如川剧的“变脸”一般。
　　这以后就是古剑君所说的“笔战”了，文献俱在，用不着细说。近来读报，知道电影《梅兰芳》已经杀青，在梅家后裔(第二代只葆玖健在)的理解、同情下，写入了梅与孟小冬的故事。而当年我只不过在一篇小文里提起一句孟小冬，就被柯灵科以“恶意攻击”的罪名。当时在梅家，这确是一个禁区，曾几何时，情境竟有如此变化，是不能不引起无端感慨的。
　　当我与柯灵“笔战”正酣之际，在香港编副刊的古剑君来信索稿了。别无可写，就将论辩文寄了一份去，不料古剑不对我打一声招呼就将原文寄给了柯灵。投稿是否采用，权在编者，是天经地义的，但暗地向论争对方通风报信，却是史无前例的。柯灵因此说我企图将战火燃烧到海外去了。(大意如此，不及查对原文，有错当改。)没有好久，香港也回归了，总算使我免于“里通外国”之难。
　　此后矛盾的新发展，俱见葛剑雄教授文和我的《忆旧不难》，不再细说。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华东医院巴老的病房里。我去探望，正闲话中，柯灵带夫人陈国容突然闯入，笑容满面，一一招呼，好似彼此曾未发生激烈争论似的。我只能冷静相对，不发一言。我想，对待典型“口蜜腹剑”的人物，也只有此法。转了一圈后他们就匆匆离去了。巴老坐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这也是我与柯灵最后的一面。从此别了。
　　古剑君说他藏有柯灵手札十五通，并深佩其道德文章。对这些珍贵的遗墨，希望有机会“全录”，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好是影印发表，以免失真。我推测，什么“恩师”、“博杂’，之类，大约都取之于柯灵的原话，知人论世，是不能不求之于原始文献的。不知古剑君以为如何。（摘自《来燕榭文存二编》，三联书店201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