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奉天第三任市长阎传绂附阎传绂笔供

阎传绂（1895～1962）　字纫弢。出生于奉天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城内一个官宦世家。祖父阎邦鼎任清廷户部郎中；父阎培和任正黄旗校政；养父阎培元（官名福升）任旅顺水师营协领、署金州副都统。
1923年，阎传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职，并任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关东厅嘱托。后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嘱托、大连市会议员。“九·一八”事变后，任奉天市政府咨议。1932年3月后，历任满洲国奉天市市长、1935年6月卸任，滨江省省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1937年，任吉林省省长。1942年，任伪满司法部大臣。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后押送苏联境内囚禁。1950年，阎传绂被押解回国。1962年4月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阎传绂儿子阎家驹。
阎传绂笔供(1954年8月16日)
　　
　　
　　第一，学历、经历
　　
　　阎传绂，男。字纫韬；号稻农。民族：满族。六十一岁(一八九四年七月四日生)旅大市金县城内阎家街九百一十九号地。长春市金辉胡同一一三号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得经济学士称号。
　　
　　学历：
　　
　　一九O一年，入家塾读书；一九O五年十月，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肄业；一九一一年三月，入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毕业；一九一一年四月，入日本宫城县立仙台第一中学校肄业；一九一六年三月，入日本宫城县立仙台第一中学校毕业；一九一七年九月，入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第一部德法科肄业；一九二0年六月，入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第一部德法科毕业；一九二0年九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肄业；一九二三年四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毕业；一九二三年四月，得经济学士称号。
　　
　　经历：
　　
　　一九二三年五月，应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采用任庶务部调查课职员；一九二四年六月，选任为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一九二五年四月，转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兴业部农务课委为嘱托；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官选为大连市会议员；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任伪奉天省政府谘议；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任伪奉天市长兼伪奉
　　天商埠局总办；一九三五年五月，任伪满滨江省长兼伪满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三六年三月，北满特别区官制废止同时，伪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官职消灭；一九三七年七月，任伪满吉林省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任伪满司法部大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伪满政府消灭同时，伪司法部大臣官职消灭。

　　第二，于日寇经济侵略机关满铁会社供职时的诸罪行
　　
　　一、庶务部调查课供职时的罪行
　　
　　于一九二三年我在日寇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毕业的时候，完全羡慕资本主义的好处，趁满铁会社采取职员的机会，遂应了它的采用，作了满铁的职员，派入了庶务部调查课。先在该课资料系后到产业系，办理了一些日寇以经济侵略东北的论文资料，因此，增加了它的实力。我又为在满铁会社中国人的唯一社员，当了日寇敬重中国人的招牌，助长了它的统治中国人职员的政策等。这是我背叛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甘心作洋奴，厚颜无耻地为它服务的罪行。
　　
　　二、兴业部农务课供职时的罪行
　　
　　我在一九二五年春转入满铁会社的兴业部农务课，竟把我改为嘱托。我在该课为它作《奉天省的财政制度和土地制度》一书，是以日文作成的，财政制度是说税收种类和沿革，土地制度是说土地的种类和沿革，为此增加了在满铁供职日寇以经济侵略中国东北的知识。例如日寇后来在买收土地、移民开垦上有所资助等等，我是有罪行的。
　　
　　第三，当伪奉天市长等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任伪奉天省政府谘议、伪奉天市长兼伪商埠局总办的罪行
　　
　　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有日寇大连民政署长辛岛知己(同我知交)、日寇金州民政署长增田道义(同我知交)等，为我介绍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我到奉天后见了满铁职员在关东军特务部供职的松岛鉴(农务课长)和松本侠(大学时代的同窗)等，他们为<我>介绍了本庄繁、坂垣征四郎。我又见了伪奉天省公署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同时为大连市会议员)，他同关东军又有接洽。因我当过大连市会议员，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满铁作事清廉自持，在大连居住，亲于日寇，奉天市未有适任人材，并且我的生命财产在日寇的手里的关系上，先任我为奉天省政府的咨议，继任为伪奉天市长兼伪商埠局总办，从此为日寇作了帮凶。这是我背叛祖国和危害人民初步的罪行。

　二、兴业部农务课供职时的罪行
　　
　　我在一九二五年春转入满铁会社的兴业部农务课，竟把我改为嘱托。我在该课为它作《奉天省的财政制度和土地制度》一书，是以日文作成的，财政制度是说税收种类和沿革，土地制度是说土地的种类和沿革，为此增加了在满铁供职日寇以经济侵略中国东北的知识。例如日寇后来在买收土地、移民开垦上有所资助等等，我是有罪行的。
　　
　　第三，当伪奉天市长等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任伪奉天省政府谘议、伪奉天市长兼伪商埠局总办的罪行
　　
　　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有日寇大连民政署长辛岛知己(同我知交)、日寇金州民政署长增田道义(同我知交)等，为我介绍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等。我到奉天后见了满铁职员在关东军特务部供职的松岛鉴(农务课长)和松本侠(大学时代的同窗)等，他们为<我>介绍了本庄繁、坂垣征四郎。我又见了伪奉天省公署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同时为大连市会议员)，他同关东军又有接洽。因我当过大连市会议员，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满铁作事清廉自持，在大连居住，亲于日寇，奉天市未有适任人材，并且我的生命财产在日寇的手里的关系上，先任我为奉天省政府的咨议，继任为伪奉天市长兼伪商埠局总办，从此为日寇作了帮凶。这是我背叛祖国和危害人民初步的罪行。
　　
　　二、因我前任出卖商埠土地，我迫使住户搬家，不给安置的罪行
　　
　　于一九三二年初由于前任伪奉天市长赵欣伯，卖了奉天商埠局土地约一百亩与日寇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建立了游乐地区，由该所发价，令住户百余户搬家。其卖价五万元归市政公署收入，住户百余户搬家后的安置，我竟未能办理。所以，我有罪行。

　三、计划设立奉天铁西工业区的罪行
　　
　　于一九三四年在我创立的大奉天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计划下，为建设奉天的工业都市，在奉天的铁道西沈阳县管下揽军屯、于洪屯地方，设立工业区，共用五百五十万坪合五百一十天地。这些土地除日寇已买得以外，大部分是中国人的土地，后来移交于伪奉天工业区土地会社管理。该会社虽同伪市政公署脱离了关系，然根据我的计划，该会社强制的使二屯住户数百户搬家，迁移了坟墓，使住户流离失所。在工业区成立后，工厂渐次开设，使数多劳工在日寇残苦条件下劳作，为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是我的罪行。
　　
　　四、迫使市民捐助与日寇防空献金的罪行
　　
　　于一九三五年春，我接受在奉天日寇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命令，为奉天防空设备，遂同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芷山、伪奉天省长葆康、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四人出名发起捐助，令市民纳出伪国币四十万元，作为日寇在奉天省的防卫军防空设施的用途。在我任内，虽未开始捐助，但方针已定下了。这是
　　我为日寇防空的设备，榨取了中国人民的财货，增加了日寇防卫军的力量，并巩固了它的在东北统治伪满的地位，所以，我有罪行。
　　
　　五、许可设立官烟馆的罪行
　　
　　于一九三三年根据伪满政府的命令，我在奉天市内许可设立官烟馆五十余处，阿片由伪财政部专卖总署发给，而有私吸鸦片的严罚，这是鸦片专卖的前提，并且在官烟馆内设置由警察厅许可营业的女招待，以助吸烟者的余兴，能多卖鸦片。为我设立官烟馆，一方面使中国市民的吸烟者增加，毒害了多数的市民；一方面增加
　　了日寇的收入和促进了日寇实行鸦片专卖的政策等，我有罪行。
　　
　　六、兼任伪大奉天都市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伪自来水筹备处长的罪行
　　
　　于一九三四年我兼任伪奉天都市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设立了一百七十四平方公里、收容一百万以上的人口的大奉天工业都市的计划，又创办了奉天市自来水道，自己兼任了筹备处长。这些都是我为日寇助长了都市建设的实力，所以，我有罪行。

　七、同强盗头子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共同放送的罪行
　　
　　于一九三三年春同强盗头子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共同放送日寇本国说：“承日寇的援助，建立了国家，各种行政都上了轨道，政治、治安都是良好，现在正在建设王道乐土的时期，将来是有希望的。”这是我替日寇宣传伪满国基的巩固，可以作它侵略中国的基地，又是为它宣传关东军在伪满的功绩，令日寇本国人民支援关东军，间接使中国人知道伪满是中国人一手造成的谬论。这是我为日寇献媚，宣传它是真正建设王道乐土的事实。日寇又将这个用日语的放送的言辞，灌了留声片子，好作它的宣传等，有了助长日寇的凶焰的结果，我有罪行。
　　

　　
　　第四，当伪滨江省长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为治安肃清工作慰问军警的罪行
　　
　　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我转任为伪滨江省长，到任后首先为治安肃清工作，到各县慰问军警和视察各县的行政，到了珠河、苇河、宁安、穆稜、虎林、密山、东宁、阿城等县慰问日寇军队说：“承友邦仗义援助，才有今日，今后尚希援助协力。”等话。到县训示鼓励他们忠于职守，同县里各界人士会见，加以慰抚，在同年末终了。当时有以赵尚志将军为首的抗日军和抗日联军约二万人，在苇河、珠河、巴彦、木兰等县活动，我指示各县继续进行讨伐，以保护所谓“人民生命财产”。为此增加了日寇讨伐的实行等处，我有罪行。

　二、治安肃清工作的罪行
　　
　　我任伪滨江省长，因地方治安不好，省内有警察一万二千人，有自治警六万人，以此维持地方治安；又继续收民间利用的枪。在我到任以前，已收了全省的枪约二十二万余挺，于一九三五年又收了枪与洋炮共有二万二千四百六十六挺。
　　
　　于一九三五、三六两年间，全省十三县共设成了八百四十二个集团部落，共并了三万三千余户，内拆毁和补修部落房屋有百分之七十，烧毁了有百分之三十。
　　
　　于珠河、苇河、延寿、巴彦、木兰各县修筑了二百五十公里警备道路。
　　
　　一九三六年于延寿、巴彦、宾各县内，三江省的方正与延寿间，间岛省的旺清与宁安二县间，设有警备电话共三百六十公里，而滨江省内的有二百七十公里，这费用约有七万元，由架设各县的地方费负担，属于三江、间岛两省的归两省的架设县负担。
　　
　　于一九三六年伪满新设的省、市都有地方治安维持会，因此，滨江省设立治安维持会，由伪省长我担任委员长，干事长由伪总务厅长或警务厅长担任。
　　
　　我时常派警务厅督察官到治安不良各县，巡阅讨伐状况。
　　
　　滨江省治安维持会办理民匪分离，森林区域决定和许可采伐等确保治安等事，每年由伪满政府拨来费用三十七万五千元。
　　
　　在我的任内，讨伐的交战八九一回，捕了抗日军、抗日联军九百余人，牺牲了二千六百余人，归顺了二千五百余人。又因治安不好，各县栽植了矮庄稼十万余垧。
　　
　　以上在我的滨江省长任内，为维持地方治安，为人民损失了莫大的财富，剥削了人民的劳力，丢失了人民的土地，牺牲了数千抗日军、抗日联军。为他们造成如此惨重的结果，我有重大的罪行。

三、放纵警察、特务、翻译等危害人民的罪行
　　
　　在我的任内，于阿城、木兰、珠河、苇河各县的伪警察官，以通敌嫌疑捉捕人民，竟有杀害的。尤其是有阿城县日寇警察官西村某吃被杀人的脑髓等惨事。这种种恶劣事件，每年或多或少有之，并且省内各县的翻译、特务和日寇宪兵队特务等，屡有任意行为，或掠夺人民的财货，或强奸妇女，或任意杀害人民等事件。在任内二年间，他们检举了一千O三十一名，牺牲了九十八名。因为我要肃清治安，才惹起日寇警察官、特务、翻译等作出惨无人道的行为，无耻的兽行，发了大财。他们虽有这样恶劣的行动，我不但不能惩治他们，犹默行置之不问，等于放纵他们作这样恶劣行为一样，证明了我拥护日寇的侵略政策，给他作帮凶，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身为伪省长，是应有重大的罪行的。
　　
　　四、强制农民栽种工业原料等的罪行
　　
　　于一九三六年为遂行国策，在呼兰县强制农民栽植亚麻和甜萝卜约一万垧，在阿城县强制农民栽植忽布数千垧，都由我命令县里，强制卖给会社，以作工厂的原料，使农民既不得耕种，又不得相当的代价，竟使他们贫困，遭到了莫大的痛苦，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因此，又增加了日寇军事侵略的力量，所以，我有罪行。
　　
　　五、为日寇移民收买人民土地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日寇决定由它的本国向伪满大量的移民，第一期预定移来五百万人，而在滨江省伪开拓会社指示要买密山县的土地。所以，我令密山县强制以贱价收买了一大批土地(总数不详)，其收买土地的价钱，在市价的十分之二三左右。
　　
　　我又在哈尔滨附近强制买收了土地一千垧，作为日寇天理教徒耕种的村落。天理教徒有五百人，共一百余户。
　　
　　因这种的买收土地，使被买收的农民流离失所。对于流离失散的人民无有安置，竟置之不问，甘心为日寇作帮凶，强买土地，因此，为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是我一手造成的，所以，我有罪行。
　　
　　六、木兰县的讨伐击毙、击伤抗日军、抗日联军和人民的罪行

六、木兰县的讨伐击毙、击伤抗日军、抗日联军和人民的罪行
　　
　　于一九三六年夏，日寇防卫军指挥它的陆军、江上军，配备了伪第四军管区军队，伪江上军和滨江省警察等，讨伐木兰县的抗日军和抗日联军。其结果，击毙和击伤和无辜的人民甚多(总数不知)，为此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结果，我为省长，有重大的罪行。
　　
　　七、视察北满特别区行政分处的罪行
　　
　　于一九三五年冬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我以伪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资格，视察了牡丹江、一面坡、穆稜、绥芬河、札兰屯、海拉尔、满洲里、昂昂溪等特别区的行政分处，鼓励职员要忠于职守，同时接见了特别区内的各界人士，都加以慰抚，这是我替日寇绥抚特别区人民和鼓励职员，以巩固伪满的行政基础，好作它的侵略基地等，所以，我有罪行。
　　
　　第五，当伪吉林省长为日寇作汉奸的诸罪行
　　
　　一、芦沟桥事变援助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我转任为伪吉林省长，这时芦沟桥事变起，日寇进军华北，当时伪满政府召集全国伪省长会议，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训示：伪满全国要援助日寇，侵略中国。各伪省长都要即日归任，不得擅离职守，令省内各市县旗一律遵照，不许微有摇动。当时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手下的参谋某说：“关东军进兵内蒙古，乞援助。”等。会议在一小时内闭会，我即日归任，训示职员，传达伪政府命令，并各市县旗一律遵照。这是我为执行国策，同祖国敌对，以巩固日寇军事侵略的罪行。
　　
　　二、太原陷落祝贺日寇胜利的罪行
　　
　　于一九三八年夏太原陷落，吉林省由吉林市主办开庆祝大会，我代表大会全体人员，在防卫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面前读了他们占领中国的领土是可庆的祝辞，是我帮助他们侵略中国的表现，又是我以他们战胜中国为可庆贺的表现，又是同中国敌对的表现，所以我有罪行。

　三、为治安肃清工作危害人民的罪行
　　
　　我于一九三七年转任伪吉林省长后，为治安肃清工作收了全省的洋炮等十九万余挺。于一九三八、三九、四O年三年间，由讨伐的结果，致抗日军、抗日联军死亡了四三六名，伤残了四三七名，捕了一三三名。这都是我为日寇作帮凶，危害了人民，使之他们受了危险的生活，又给抗日军、抗日联军带来如此惨重的结果，所以，我有重大的罪行。
　　
　　四、为日寇移民强制收买土地的罪行
　　
　　于一九三七年为日寇移民，我替日寇开拓会社为开拓团强制的买收了桦甸县土地二十万垧，其价钱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又买了舒兰全县土地五分之一。又买了永吉县土地一部分，都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又帮助日寇移民团，令卖地的地主变为他的地户。以上是经我手替日寇强迫收买人民的土地，使省民遭到严重的损失，有的流离失所，有的使他们充当奴隶，以供其剥削。这由我为执行国策一手造成的罪行。
　　
　　五、出荷粮谷使农民迫于饥寒的罪行
　　
　　于一九三九年伪政府为应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要求，令全国粮谷出荷。吉林省当年摊派的粮谷一百二十万吨。我虽令各市县旗交纳，当年未能完纳，所差数万吨停止不纳。一九四O年摊派了出荷粮谷一百三十万吨，我督催农民交纳完了。一九四一年摊派了出荷粮谷一百四十万吨，我又督催交纳完了。而交粮的农民，因食粮不足，多有吃豆饼、橡子面的。他们既遭受省县旗职员严苛的督催和打骂，又遭兴农合作社人员的逼迫和榨取，因此陷于贫困，遂饥寒交迫，有继之而死亡的。吉林省的农民，演成如此的结果，都是我为遂行伪满的国策，帮助日寇和巩固自己地位，一手造成的罪行。
　　
　　六、为野副大讨伐致危害人民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吉林省内有以杨靖宇将军、李司令、崔贤、双胜各首领为首的抗日军和抗日联军二千余人。于防卫军野副昌德指挥统率下，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伪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率领伪军队归他指挥；伪通化省长张书翰、伪间岛省长清原范益命令他们省的警务厅长率领警察归他指挥；吉林省我令警务厅长村井矢之助率领桦甸、敦化二县的警察和游击队约一千人配合日寇军队内归他指挥。这些伪军队、伪警察、伪游击队在讨伐时都归野副昌德统一指挥、讨伐抗日军、抗日联军于通化省的抚松、濛江两县，吉林省的桦甸、敦化两县，间岛省的延吉县黄松甸子、明月沟等处。结果呢?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殉节于通化省濛江县境内，双胜首领阵亡于吉林省境内，致抗日联军和居民死伤总数约三千人。而在吉林省内征收马匹、车辆、人丁，又以通敌嫌疑杀伤多数桦甸、敦化二县的人民。其讨伐是由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于一九四O年五月终止的。抗日的力量受了这样严重的摧残，抗日联军受到这样严重的伤亡，地方人民受到这样惨重的结果，这许多罪恶的造成，我也帮助日寇尽了绝大的力量，所以，我有重大的罪行。
　　
　　七、征取国兵的罪行
　　
　　于一九三九年伪满实施征取国兵制度，令各省省长、各军管区司令官为征兵官。吉林省以伪省长我和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后任的王济众为征兵官。于一九三九、四O、四一三年间征取了国兵约三千人。将三年间选剩的二十岁青年数万人(数目不详)充当国兵漏，作为勤劳的奉公队充当劳工的用途。我为征兵关系，除已选上国兵之外，将剩下的青年充作劳工之用，误其本来的职务，或有流离失所，或有死亡的，为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我有罪行。
　　
　　八、征用劳工的罪行
　　
　　于一九四十年冬伪满各地厂矿和边境地带，因由山东、河北各省招募来的劳工不敷所用，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企划局制定了劳工新体制实施要纲，在国内各省招募劳工。一九四二年临时决定全国要六十余万人。而在吉林省内，我令将几次所拨的劳工，由各市、县、旗分别摊派，我又令省、市、县、旗警察临时捉捕以补不足，
　　前后送于劳工协会的共有六万余人。劳工协会都送到伪满各地厂、矿和国境地带劳作。因使用条件残苛，衣食不得饱暖，或因疾病屡有死亡的，吉林省所发出的劳工的死亡和不能归还的数目，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又组织了勤劳奉仕队数千名，到伪满各地勤劳奉仕，例如一九四二年春由吉林省伪劳务科长李某带领五百人，在长春哈尔滨间敷设铁道路线等，其中也有死亡的。在吉林省内，迫使人民充当劳工，因各种恶劣条件，致有如此多数死亡和不能归还的，为人民造成莫大的痛苦，都是我为日寇作帮凶得来的结果，我有重大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