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北二马路 于 2015-2-6 07:38 编辑
一个“有痴气”、“有癖好”的藏书家 我觉得收藏最初都是从娱乐性转变成研究性。大家都有这样的过程。一个人有所爱好很重要。古人讲：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就像我最初收藏粮票之类的，通过各种机缘，爱好很多。最后才沉淀为专一：爱书。 1981年读高一时，上学途中有旧书店重新开张，看中了一套《古文源鉴》。那老板开价80元，于是攒了4个月的钱买下了。后来我又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则上个世纪50年代郑振铎去香港收购古书的报道，觉得很受震动。这些都有可能是我爱上藏书的机缘。不过我觉得当一个人能将真相说清楚时，已经离真相有距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么专的路上。 刚入门不久后，我有一个基本概念，认为藏书是最基本的领域，因为中国藏书的历史非常早。老子，其实以前就是管皇家书的官员。河南安阳发掘的殷墟甲骨，在严格意义上讲也是皇家图书馆。所以书籍收藏是人类最早的收藏，也是最理性的一个收藏。 我不是王婆卖瓜一样，自己收藏的就是好的。我也是收藏很多东西过来的。但最终转为藏书是我慢慢从兴趣变成理性收藏的一个思索，觉得书籍是最值得收藏的。古书是曲折美的一个代表，通常情况下要通过理解文字而达到精神愉悦。 一个“不合时宜”的藏书家 以前能读到的有关藏书的书很少。而且藏书在民间是受打击的一个行业。当时，在北京100多家书店合并成中国书店、上海200多家上海博古斋，研究藏书的书籍也很少。新一代藏书者读不到这些书，只能受到红色藏书家的影响，类似郑振铎、阿英、李一氓。直到今天为止，他们藏书的观念还是主流。 而我是不自量力的那种，读学术史后让我慢慢意识到这不是学术的主流。中国两千年的藏书史只有几十年是我们今天认为的主流，那两千年都是不变的。我们否定掉那两千年而捧这几十年是本末倒置。 我的藏书自认为是打破了这个界限，跨到了1919年之前正统的藏书观，这也是我自我标榜的一面。我今天这么搞，只有几位老先生很赞赏。我有自己很迂腐的一面，很不入时的一面。我的藏书不具有代表性，它太老，太传统。我收藏的经部书中有明嘉靖年间李元阳的《十三经注疏》，这个版本非常少。 另外，作为一个收藏家你是系统地收藏典籍，而不是从批判角度来决定某些书该藏，某些书不该藏。这是今天我们的收藏观有问题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告诉收藏者，你的身份是保存典籍，不是批判藏品。这种观念会得到绝大多数藏书家反对，因为你不合时宜，但我认为只有这样的藏书观念才是最正统的。 一个撞到“机缘”的藏书家 每个人在收藏中都是从萌芽走向成熟。我藏书开始之初，也不知道怎么分类，不知道初刻与翻刻之间的区别，不知道丛书本与单刻本之间的区别，都是在走了很多弯路后，才慢慢让自己成熟起来了。 在瞎摸过程中，歪打正着的时候也有，但绝大多数是自己吃亏。80年代有些“文革”资产“退赔办”，我通过这种渠道买到了一些书。跟退赔办的人熟悉了，也就有了获得退赔人的联系方式。他们家里是整架的书，而家里人因为老人已经故去了孩子又不懂。都是几架书一起卖。“文革”前有书的都是大家，老百姓家里不会藏书。“文革”时抄家，本来有个大宅院，而由于抄了家，给的房子很小，几代人就住在小房子里。当书退回来后，书根本就没地方放，这时候给点钱就愿意卖。今天看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买了不少好东西。从这个角度讲，收藏是需要机缘的。只靠平时一本本买，很难构建出规模来。一个人不要过多地谈天资努力，其实后天的惠顾也很重要。 收藏应该有师承，我瞎买的历史很长，不摸门路，有十多年。后来我也接触了一些藏书老先生，尽管他们没有很多的文化知识背景，但在书界那么多年，知道哪些书少见。一次，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买一个清刻本，但我觉得没什么啊，还是明刻本好。其实这是《赵之谦全集》，后来才知道很罕见。 真正开始系统收藏是90年代初。1991年、1992年，我开始系统读学术史的东西，读一些前人藏书观的东西，比如清代、明代收藏家的东西，慢慢就体悟到什么是好东西。 一个“贪得无厌”的藏书家 我下海的重要动力就是买书没钱。我当年看黄裳的一篇文章，说买好书的惟一办法是花大钱，想在僻巷中捡到好书的概率太低太低。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所谓的藏书没有经济支撑根本就支持不下去。 我大学念的是中文，毕业后进入中国外贸总公司。在中国外贸总公司最初当无名小卒，不过后来有机会在中国外贸总公司兴建的三资企业中担任中外双方代表，丰厚的收入使收藏古书有了支撑。 现在我每年在买书上要花600多万，维持自己贪得无厌的愿望，这是我收入的90％。我藏书只买不卖，每年投入的钱就变成了死钱，其实这是商业上最忌讳的。这期间，不断有人来蛊惑我，让我卖掉一部分书，以便自己买更好的。但是不能松口，可能也是自己太贪心吧。 这么多年，我收藏书跟别人一样，最初靠藏家和民间，其次是各地古籍书店，再是拍卖会。现在次序倒过来了。可能是社会的驱利行为吧，拍卖场上最容易卖出好价钱，卖家最希望在拍卖会上卖出好价钱，社会上好的东西就都集中在那。 拍卖将古籍的价格抬高，涨得高的好处是家里藏的好书愿意拿出来了。我是越买觉得好书越多。通过拍卖也买回了不少好东西。经学大家段玉裁曾经写过《说文解字注》，他第一刻本叫《经韵楼本》，这个本子刻于嘉靖年间，至今很难得。因为当年学术也是金字塔形的，最初发行量就很少，初刻本很少。十多年来我都没见到《经韵楼本》，结果近两年，在拍卖行就见到了两本。 一个很“蠢”的藏书家 几十年干一件事，在今天来说是件很蠢的事。这么多藏书以后怎么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其实，这里面任何一部书都比我年龄大，我就放低一点心态，自己也是玩。以后归谁，我也管不了，只是经过我的手，书保护下去了。但到了孩子那一代，怎么处理，我也管不了。 藏书家有一种使命，尽量将古籍保护好，将破的修好，做好套这样就不会磨损书了。这些典籍有些都已经几千年了，而我不过只是活几十年，我只在这个藏书史上占了一小环。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上，藏书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当我们纪念先人时，修建纪念馆时，能入列的藏书家又有几个。我们修建的纪念馆真正的文化人太少，即使是文化人也多带有政治意味。我也做过不自量力的事情，通过5年的实地寻找，并借助史籍，将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都找出来，挨个确定地址，写出了《书楼寻踪》。 没想到，这书还起到了一点作用，后来有5个地方为当地的藏书家修了纪念馆。当然，他们可能也是出于经济考虑，不过对我来说，还是做了点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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