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先与《李开先集》

图一：李开先 图二：《李开先集》

     济南李开先，作为有明一代北曲中兴的大家，号称“词山曲海”，名列“嘉靖八才子”之一。他致仕后在章丘绣江河边与同邑诗人创立“富文堂词社”，一时名流汇集，且成就不凡，故而成为乡邦文学史上的盛事；近来研究者多认为，李开先与同时的历下诗人李攀龙等不和，并素无往来，是济南文学史上的遗憾。然而，翻开尘封的书页，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李开先和众多历下诗人的文坛佳话。

诗家何苦争牛耳

    清人吴连周在《绣水诗抄自序》中称，“自明以来，诗家林立，中麓(李开先)与历下(李攀龙)争牛耳”。吴连周的这句自重之语，成为后人割裂李开先与历下诗人主张的例证之一。原来自明以来，以济南诗人边贡、李攀龙为代表的济南诗人，主张“诗必盛唐”，被称为复古派。这一诗派的核心人物，除了“前后七子”之外，还有刘天民、谷继宗、殷士儋等大量济南诗人。而李开先的文学主张则较为特殊，他为文属于“唐宋派”，作诗却如边贡一般主要模仿初唐人。李攀龙等人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形式和音律。虽然李开先家居后有新的诗歌主张，实则蹈之更甚，《闲居集》中布满了和韵、重复用韵之作，且所存的诗篇“自称率意却落入古套”，导致了矛盾重重。这与李开先仕途的失落和人生际遇大有关联。

    原来李开先的诗法渊源，亦从复古中来。李开先早年与王九思为忘年之交，诗文唱和一生，王九思卒，李开先为之作传。王九思与边贡、康海等齐名于“前七子”之列。李开先之名，得赖王九思、康海的提携，他在《渼陂王检讨传》中说：“予初碌碌，赖二翁称扬有名，鄙作亦赖之得进。”李开先在《闲居集序》中自称，他学诗的渊源则是薛蕙。前人评价薛蕙说，其诗与“前七子”何景明、李梦阳齐名，“弘、嘉之际，三君鼎立，然君采(薛蕙)为诗，有王、孟之风。”所谓“王、孟之风”，正与济南边贡极度相仿，并且薛蕙又和济南诗人刘天民并称“省中二彦”。

甚至《列朝诗集小传·吕山人时臣》中也记载，吕时臣寓居李开先家，与其论诗，李开先曰：“诗必唐，词必元。”从而导致了吕时臣诗风大变。虽然“后七子”中坚王世贞在《曲藻》中对李开先《琵琶记》有所指摘，但也没有论及“历下绣江之争”。王世贞本为吴人，故以南曲为宗，指摘以李开先为代表的江北散曲与吴连周的言论一样，都是自重之语。

华泉有知念太常

    边贡去世后，嘉靖十四年，济南诗人刘天民作为边贡的亲家(长女嫁边贡子边习)，便开始编纂《边华泉集》；嘉靖十五年，李开先于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任上也着手选辑《边华泉诗集》，他的宗旨是“期于精而不贵多”。先是，李开先选辑完毕后，托苏祐刻于山西太原，即清王士禛《香祖笔记》所言“山西台察赵俟斋刻本”。刘天民听说后，随即致信李开先表示感谢。其后“迟回二十馀年”，李开先始作《边华泉诗集序》，他说因为当时有人将再版此书，所以才作了此序，而刻板有两块，一在太原，一则珍藏在自己家。他在序中高度评价边贡诗作说：“可以力振风骚，挽回正始，国初不足言矣！”

    刘天民长李开先近二十岁，故李开先自称“余在文选，后先生十余年”，且两人都是吏部要员，所以关系极为密切。刘天民视李开先为知己，切磋经常。某日他们在京城相会于酒宴，刘天民越席执李开先手问道：“君善聚书，书解有几种数耶？”李开先则详细作答，刘天民感叹说：“吾意亦如此。”

    刘天民在大明湖上有亭，名“蓉泉月屋”。嘉靖十一年，两人一同泛舟大明湖，李开先回忆说，“如壬辰年乘月泛舟，浩歌豪饮，宁可再得乎？”嘉靖二十年，李开先刚刚致仕返乡，刘天民、谷继宗等便邀其再游大明湖，“莲事将罢，幸同为采莲之举。”目的是宽解李开先的不平。然李开先因故未至，刘天民遂有《五月三日同少岱谷子邀杨李二明府泛舟湖上，不至，戏东一首》，称李开先可比唐代诗人李邕。不久刘天民去世，李开先再游大明湖时感叹说：“异时复至湖上，鸟声鸣唤，湖水平澄，风景不殊，而先生不可作矣！”忍不住“将泫然而泪下”，遂作《刘先生墓志铭》为之纪念，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历下诗人谷继宗与李开先也交往极深。谷继宗仕途坎坷，成进士后仅授宜兴知县，不久即罢官，李开先说他是“宦未通而遭谗早废”。又因为倾心丹药，导致双目失明，于是只好到章丘投奔李开先，一时“章丘士人争携酒肴为之主”，成为盛事。谷继宗“居九十日，作诗数百篇”。后来谷继宗双目为良医诊治神奇复明，李开先便作《贺谷少岱丧目重明》一诗为他庆贺：“金针落处无云翳，玉药敷时闪日光”。

万卷藏书今何在

    李开先其实与李攀龙交往亦甚欢，李攀龙曾作《春夜许使君集送江生，过谒李伯华太常(李开先)，江善鼓琴，因句及之》一诗，诗中描写二人的关系说：“近日太常深作事，相逢应共醉如泥。”并高度评价李开先是“抱膝自高梁甫调”。因此所谓争牛耳之说并不确实，两人其实是惺惺相惜。李开先家族又和与李攀龙并称的殷士儋家族通婚，由此也可见当时济南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隆庆二年，李开先逝世。殷士儋为李开先作《李公墓志铭》，称赞他说：“公，吾乡邦之良也。”关于他的死因，据说与其藏书甚富有关。李开先在乡里筑“万卷藏书楼”，自称“藏书不啻万卷，只以万卷名楼。”《明史·文苑列传》云，“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但很少有人能够观其书，只有当时周定王曾亲登万卷楼，有幸阅览。《万历野获编》卷四则记载，洪朝选任山东巡抚时，“闻章丘李少卿家富藏书，与借观不与，因起大狱，破灭其家，李以恚恨死”。继而列举洪朝选逼死都御史杨顺的劣迹佐证，指明此说不是空穴来风。李开先的卒后家难，则起于财产分割。李氏遗产，因其嫡生二子不育，故尽归过继子李春坞。于是“里中无赖子乘间诉讼”，导致李氏藏书再一次散失。无奈，李春坞等入京，“求援于太保殷公。赖公以通家谊，力白诸当道前。”也就是说，求告姻亲济南殷士儋以及周定王等人方得平息。由于二人的介入，李氏藏书大多为周定王所获，周定王藏“章丘李氏书万卷，丹铅历然”。爱书如李开先，自然不会轻易赠与他，周定王只能是获之于洪朝选或李开先后人。


    清代朱彝尊为官济南，他在《静居斋诗话》中记载说，李氏藏书“百余年无恙，近徐尚书原一购得其半。予尝借观，签帙必精”，即其藏书清代时为徐乾学所得。徐氏有藏书楼名“传是楼”，但后来在雍正十二年(1723)火灾，“书籍悉遭焚毁”，李开先的万卷藏书大多化为了尘烟。传是楼剩余藏书最终几经辗转，则大多为清怡亲王胤祥获得。

     与李开先唱和的章丘诗人，较有成就者则主要有乔岱、袁公冕、袁崇冕、李冕、康迪吉等人。他们或为进士，或为布衣，连同上述历下诗人一起，尽管主张不尽相同，成就也高低不一，但作为济南诗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则共同反映了地域文化的无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