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旧书不是垃圾，当下多新书才是垃圾

   

陈子善

    “收藏旧书，就是收藏历史。”昨天下午，深圳知名旧书店尚书吧六周年学术讲座邀来陈子善教授讲述《旧书店与我》的故事。陈子善用两小时的时间，回顾了1950年以来中国内地旧书店的演变历史及其个人与国内国外旧书店的因缘互动。

    读旧书是件等级森严的事

    “旧书不是垃圾，在当下，许多新书才是垃圾。一个没有可供读书人流连忘返的旧书店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是十分可怕的。”近日，陈子善在自己微博如此表态。讲座上，他首先阐述“旧书店”的定义，“它与二手书店以及特价书店相关联但不相同，但也不至于古籍才算得上旧书，五年十年以上的都可称之为旧书。”

    陈子善说，自己是从初三开始迷上旧书店的，在那里他获取了文化知识的启蒙。据他介绍，1949年以前中国内地出版无序，旧书店自力更生但相对独立;时至1956年公私合营后，旧书店被并入了国营书店。“优点是可以统一管理调拨，缺点是每经过一次社会政治运动，就总有一批作者的作品被禁，读者可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使得文化传承变成了一个做减法而非做加法的过程。”

    到了“文革”时期情况则更紧张一些，陈子善会议说，当时所有想淘旧书的人都需要单位出示介绍信，才能进入大书店所谓的“内部参考室。不过，陈子善还是常常在“拣剩”时发现宝物，比如以一块五毛钱买下一本沈从文签名版的《边城》。

    旧书因买卖易主而改变命运

    “书都是有命运的。有的几百年还能顽强生存，有的刚出世便作为一种物质形式销掉。”陈子善说，随着改革开放，个体的旧书摊乃至旧书集市开始逐步出现，旧书的命运也变得更加富有意义。

    陈子善还常常跑去境外去买旧书。比如1987年第一次去西柏林开会，他便带着龙应台跑去当地的中文旧书店淘了一大堆书。另有一次去日本淘书，他还带回了鲁迅亲笔书写的一封关于买书的信。就连去台湾和香港时，他也能从堆到天花板高的八卦杂志和小说中，淘到了极具文化历史价值的宝贝，“这些旧书因为买卖易主而构成了自己奇特的人生。”

    关于旧书店的未来，陈子善怀抱着“审慎的乐观态度”。“旧书籍如此浩瀚，光是把中世纪以来的作品全部输入互联网，我想都还需要很多年。”陈子善说，其实网络并不会是旧书的终结，旧书或旧书店也可以与网络发生关系，与之好好并存发展下去。”

新文学初版本寻访记  

2008-09-23 23:07:31|  分类： 散文 |举报|字号 订阅
中国现代文学所发生的时期渐渐地沉向历史的深处。现在要看新文学的版本越来越难了，特别是初版本。学习现代文学的研究生在建构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时，主要依据的是新印本和研究文献，极少有人知道《尝试集》《女神》《呐喊》最初是什么样子。随着数码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电脑制版胶印技术的提高，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杨义先生主撰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为标志，迄今已出现了许多图文并茂或书影式的书，其中彩印的书影集总不下10种。一个个难得一见的版本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包含着丰富、直观的历史信息的图片引导着读者走近历史的现场，触摸岁月的留痕，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还缺乏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新文学版本的“图”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这样一本书，直接来自于朱金顺老师的启示。我们两个编者都是朱老师的学生，1980年代后期在朱门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上过他主讲的“新文学资料学”课程。2000年，朱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姜德明〈书衣百影〉略评》一文，在文末附加了一个提议：
?
20世纪将要过去，回首这百年历史，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本世纪的一件大事。20年代至40年代产生的那些新文学名著，将留存于世。但是，它们的初版本，怕留下来的并不多，再过若干时日，也许将同宋元刊本那么稀有呢！因此我想，如果有人做一件好事，选择新文学名著三百部（取“诗三百篇”之意），把它们的初版本封面彩色影印，再加上各自的版权页影印件，集为一书，那将是功德无量的。试想，这不是一册新文学成果的影集吗？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文献价值将日益提高。当然，为新文学编这样一部留真集，其难度是不小的，版本的寻觅、考订、拍摄等等，均非易事也。也许，这只是一个初版书迷恋者的梦呓，请原谅我的唐突。
?
? 当时读后，颇以为然，但没敢想动手。因为知道不易。4年后，又在《文学评论》上读到朱老师的《新文学版权页研究》，则动了心，萌发了编这样一本书想法。与朱老师见面时，好几次谈到，他都怂恿我们来做。
?对我们两个编者来说，这是一项大工程，正式动手前需要先敲定一家出版社。我们对成书的基本要求是铜版纸彩印。东南一家出版社表示了兴趣，但是说彩印成本太高，问能否黑白印刷。说实在话，如果是黑白印刷的话，我们就宁可不做了。承曹培红兄联系，河南文艺出版社愿意接受选题，并把该书列为重点书目。2006年11月，出版社图书一部主任许华伟先生来京面谈，我们一拍即合。在篇幅、体例、交稿时间等方面，他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信任和自由，还预支了部分版税作为启动资金。出版方的积极态度，对我们是一种激励。
选择初版本作为本书的内容，理由很简单。它是一本书在时间旅行中的最初面目，是作家作品研究珍贵的原始材料。姜德明先生在《初版本的可贵及其他》（见《新文学版本》）中说：“喜欢新文学版本的人，都比较重视一本书的初版本，喜欢收藏初版本，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既称初版，出版的时间就比较久远，有纪念价值，不是随手可得的。同时初版本保留了作品的原貌，可以与以后出版的各次版本进行比较，看看作者有何改动，差异何在。”朱老师在《新文学资料学引论》中指出了初版本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初版本保存了书籍的本来面目，是治论、治史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论据。”后来印本在内容的完善等方面尽有超过初版本的，但初版本的文物价值无可替代。当然，重视初版本并不意味着轻视后来的版本。后来的版本常常会订正初版本排印的错误，并有所修改和增益。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封面和版权页。在古书中，封面并不重要。到了晚清，印刷技术从木板印刷过渡到排字、照相制版印刷，装帧技术发生了现代变革。于是新的书籍封面应运而生。现代书籍的封面是一本书最初的物质文化形象，甚至可以说是一张生动的“脸”。其中蕴涵着设计者对文本的理解、文学观念、审美理想以及对书的定位、预期的图像性表达，是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组成部分，直接地引导着读者进入文本。一批现代作家如鲁迅、闻一多、郭沫若、叶灵凤、丰子恺、艾青、张爱玲等，都为自己的作品设计过封面或插图，自然这些图像艺术与他们的作品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封面又是引导人们进入历史现场的路标。让包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物质文化形象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有助于突破长期以来单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路向，让文字与物质文化形象互动起来，丰富和深化现有的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如果说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那么版权页就是它的身份证了。
陈垣先生曾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道：“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在收缴天下藏书的基础上进行的，多僻书秘典。我们当然不会有“因书著目”的便利，编《图鉴》这样的书是要到处化缘的。原计划收录1920年至1950年间较为重要的现代文学史书籍500种，根据有关资料制定了一个近900种书的目录，并确定了100种要想方设法找到的重要书籍。选录的标准主要依据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同时兼顾版本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后者如卞之琳的《音尘集》、林庚的《冬眠曲及其他》、张铁弦译《鹰之歌》，三书都是已知仅有的几种新文学木刻本，版本形式非常特殊，流传也极为稀少。标准一开始放得比较宽，一则是担心最终找不够数量，二则想数量多可以有选择的余地。有了目录，就按图索骥。最初的工作是在北师大文学院资料室、北师大图书馆和朱老师藏书中进行，为全书打下了一个基础。然后开始把范围扩大到北京的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再先后在上海、重庆、南京、天津等地继续寻找。除了得到朱老师的帮助外，还动用了姜德明、陈子善两位先生的庋藏。从2007年初开始动手，到2008年6月底，收集资料工作基本结束。十几种重要的书没有能够找到初版本，也都有了可替代的早期版本。
本来想在一年内完成任务的，结果前后忙了两年。尽管我们对此项工作的难度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实际遇到的困难还是超过了预期。具体说来，主要面临朱老师说过的三个方面困难：寻书难、拍摄难、考订难。
初版本印数少，流传至今的更少。现代的图书市场空间有限，书局发行的渠道不畅，为了规避风险，初版本的印数往往只在1000到2000册之间。极端的如宋春舫的独幕剧《原来是梦》，褐木庐发行，1936年5月初版，仅印50册。卞之琳诗集《音尘集》，木刻线装本，1936年在北京琉璃厂文楷斋自费刻印，据说只印了十几册。一本书初版后销路好，很快再版。所以，我们看一些现代文学的名著一两个月内即再版，并在一年内印行好几个版次。初版本又历经战争、动乱等劫难，保存下来的更少。本书虽然把一些流传非常稀少的书标明为“珍稀版本”，其实，大多数的初版本均可以归入珍稀版本之列。
一些重要的初版本经过了艰苦的寻找，其中少数的几本仍难觅芳踪。《骆驼祥子》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名著，初版本却极其难觅。这本书1939年3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初版，当时正值“孤岛”时期，流传稀少，不但在后方的作者本人未见，甚至到1978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骆驼祥子》第2版第6印次时，在《出版说明》中，仍误以为它是1941年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出版的。今年元月，黄开发到上海访书，拜访了88岁高龄的前辈丁景唐先生。丁先生介绍说，厦门大学的庄钟庆先生无意中在厦门旧书店购得《骆驼祥子》的初版本。由他商请庄先生，把书送赠了老舍之女舒济女士。得了这条线索，李今给舒女士打电话求助。舒女士说前些年她把书借给国家图书馆展览，展览后丢失了。后来托在安徽师大工作的友人去芜湖图书馆阿英藏书室中查找图书，阿英是最早关注新文学版本学术价值的学者、作家，希望在他的藏书中能有意外之喜。但那里多有近代图书，我们所需要的一本也没有。顺便请友人在安师大图书馆看看，本来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结果却在该馆的特藏室中找到了《骆驼祥子》和《缀网劳蛛》的初版本。当晚，黄开发就给李今打电话报告消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早由光华书店1948年出版，但此书有是年9月的初版本，还有8月出版的名为《桑干河上》的初版本。一家书店印行两个初版本的特殊现象是本书的关注点之一，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茅盾的《子夜》和柳青的《种谷记》。承陈子善先生指点，得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8月版的《桑干河上》，且是丁玲送沈钧儒的签名本。于是烦请台湾的蔡登山先生代查，可就在给蔡先生发电子邮件的第二天下午，无意间在茅盾故居撞见一册精装本，书品如新。这是丁玲送茅盾的签名本，作者称呼茅盾“雁冰师”。还有1949年11月台湾正中书局版的《雅舍小品》，总也不见踪迹。在中国大陆找不见，就托蔡登山先生和台湾文化大学的宋如珊女士分别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两个系统找，但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1953年出的。上海书店影印本没有版权页，根据的是后来的本子。有一次拜访姜德明先生时，顺便提起，他说他有一册初版的《雅舍小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其中最费周折的要数延安新华书店1945年版的《白毛女》了。找遍了许多家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向藏家求助，均无功而返。打电话给研究过《白毛女》的何火任先生和以《白毛女》为题做过博士论文的孟远女士，可他们都没有见过此版。向最重要的执笔人贺敬之先生请教，他说当年此版印行时，他已到了张家口，在那里见到过，印制粗糙，封面上的作者名字都印错了。前些年还有人见过这个版本，但具体是谁见到的，在哪里见到的，他却记不清了。不过，多方努力也取得了成绩——找到了好几种早期的版本，其中至少有三种是稀见的本子。最初拟定的书目中列有十几种通俗文学作品，但找通俗文学作品更难，图书馆在新文学的权威下，似乎一直就没有正眼瞧过这些作品，极少收藏。对本书来说，如果连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都没有，是说不过去的。幸好这两本书的图片分别得到了北京藏家赵国忠和秦杰两位先生的惠赐。
一个藏家在其书中说，他喜欢“两本残书，异地相配而合为全帙”，以为有一种浪漫的情调。而《图鉴》中类似的浪漫可真不少。像7册《达夫全集》，至少来自北京的三个地方，10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来自京沪两地的两家图书馆。遗憾的是，这些“浪漫”只是临时的派对，那些残书终究是天各一方，没有大团圆。
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式来说，找新文学版本难，找初版本更难，找适用的品相完好的初版本尤难。现代图书用纸大多是机造纸，植物纤维短，化学成分量高，很容易残破。与西方国家和日本那些用纸精良、装帧考究的文学名著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显得非常寒酸。特别是抗战时期那些土纸书，常粘连着一些草棍木屑，在那些精制的外国书面前，就有点像灰头土脸的乡下少年之于西装革履的外国绅士了。有人说，传统的善本书到了现代，与我们民族一起历经劫难；而现代文学的版本正是那个苦难年代的产儿，面黄肌瘦，那些土纸本更是纸墨粗劣，字迹漫漶。然而，正是这些其貌不扬的书籍在那个黑暗与光明交织的年代，为我们一个民族传播着精神之火。看到那些土纸书，每每油然而生敬意，翻阅拍照时也是小心翼翼。一本书最先磨损的是封面，唇亡齿寒，接着遭殃的就该是版权页和扉页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书，但缺封面或封面品相不佳；有时因为缺了版权页，版本难以确定，结果只能弃而不用。不仅多卷本的书，不少单本书的封面和版权页也来自不同的地方。高长虹的《心的探险》很早就在北师大图书馆找到了，但不知是不是哪个读者因为高长虹与鲁迅的不良关系，动了义愤，用毛笔在封面上打了个大×。可那是鲁迅选取六朝人墓门画像作书面的呀。以后陆续在京、沪、渝三地找到了4本《心的探险》，但封面均欠佳。最后也只能矬子堆里选将军，拣取了一张相对好一点的。良友文学丛书和商务版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原有护封，可在公共图书馆的藏品中基本上见不到了。本书收录良友文学丛书20余种，一开始在图书馆找到，除了一本外，其余全无那三色套印的护封，好像是没有穿外衣的感觉，实在不好看。只能再多方求助，结果令人欣慰，只有少数的几本没有找到。其中，多数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该馆只提供封面的拍摄。其次得到了上海倪墨炎先生的帮助，这套丛书的护封已经很难得，在倪先生那里还找到了丁玲《意外集》的腰封。
找书的困难还来自藏书单位的种种限制。有的图书馆把民国版的图书归入了古籍部，如中国科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有的更把民国时期的珍贵版本定为新善本或民国善本，如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既然是善本，那么就不能轻易借阅和拍摄了，如果要拍摄，价格也就不会平易近人。有的藏书单位把名人捐赠的图书定为文物，拍照一张价格昂贵。上海的一家公共图书馆在有多种副本的情况下，只为读者提供唯一的副本。从网上查到该馆藏有张爱玲《传奇》增订本，但去的时候没有找出来，理由是原书破损。承高人指点，从馆内目录柜里查到七、八种《传奇》增订本的副本。再去找工作人员，可是人家爱理不理，说他们只提供指定的副本。不少图书馆正在搞数字化，一旦有了电子文本或缩微胶片，原本就可能不再示人了。遇到的限制太多，加上新文学原版书纸张、装订正在快速老化，我们深感到以后很难再有人重复此项工作。正因为如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了获取资料我们不惜代价。另外，现在图书馆对民国版图书的编目普遍较乱，好多书目上显示的初版本其实不是。民国版图书再版时，版权页上通常一行印某年某月初版，下一行印某年某月第几版。工作人员编目时，抄下了第一行字，却落下了后面一行，这样就增加了许多“初版本”。因为这个误导，耽误了我们不少功夫。经常遭遇有目无书，有几次我们得到机会进书库自己找书，还发现存在着有书无目的情况。总得算来，在书目上查到的初版本实际能找到的不够三分之一，能用的就更少了。
找到书以后，遇到的困难就是拍摄。本书所用图片除了为数极少的几本书外，其余都是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在技术上，编者都是业余水平。有的只是分辨率较高、带微距功能的相机，其他辅助设备一概没有，技巧更谈不上。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存真。拍摄的环境也不理想，有的阅览室在地下，没有自然光线，只能依靠普通的照明光源。时间有限，找的书又多，要尽快翻阅，记录版本特征，并拍摄选择的对象，走马观花。拍封面尚算容易，但拍版权页、插图等内页就比较困难了。很难把页面放平，过分的摆弄容易损坏书籍。纸张易损，有的藏书单位明确不让折页。这样的结果难免不尽人意，有一些照片是后来又补拍的。一小部分照片由图书馆人员拍摄，一般来说质量较稳定，但有时像素较低，在细节上用心不够。
拍完图片，回来整理资料，又要遇到考订难。在整理过程中，深感在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上的贫弱。多年来，人们太注重义理之学，而忽视了作为学科基础的考据之学。现代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近一个甲子了，还没有一本专门的版本学著作。在现代作家研究中，像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这样考镜版本源流的著作寥若晨星。甚至作家年谱、传记、研究资料也疏于版本研究，多有舛误。这方面工作做得越晚，就越困难，甚至会丧失一些机会和可能。据说在西方和日本，重要作家的版本都是有专门细致的研究的。
当然，本书著录的书籍大多是不需要考订的。有些版本复杂的书因为有唐弢、姜德明、朱金顺等先生研究成果的参照，只需择善而从即可。但有不少书的版本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可资参考，就要花时间来一番考订了。如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容易见到的是1948年2月上海希望社同时推出的上卷再版、下卷初版。该书上卷（第一部）属于罕见书之列，极少人见到过实物。具体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何时出版的，有两种说法：重庆希望社1945年11月版和桂林南天出版社1945年版。有的一本书中同时就有这两种说法。在重庆任教职的冉红音君在重庆图书馆找到了一个版本，版权页上标明：“出版发行：希望社 重庆二一二信（箱）”，“总代发行：南天出版社 重庆二一二信箱……”，仅从版权页上看，希望社与南天出版社用的是同一个信箱，关系密切，那么到底有没有更早或同时出版的南天出版社的本子？在没有见到实物前难以做出判断。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说倪墨炎先生藏有“南天”的本子。于是向倪先生求援，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李楠女士代为拍摄。等见到照片，才知道所谓重庆希望社和南天出版社的本子其实只是一个本子。有人著录了出版发行的单位，有人则著录了代发行的单位。又如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教材在其所附的年表中，注明该小说最初由桂林开明书店于1943年9月出版。可是到处寻找也不见此版的影子。向研究过《长河》版本的糜华菱先生请教，他说该书最早的版本是昆明的文聚社——西南联大的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印行的。《沈从文全集》依据的也是这个本子，编者在该小说前的版本介绍中视之为初版本。因为执着地寻找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初版本，在上海图书馆查书时，错过了该馆藏有的文聚社的版本。后来托人补拍，但遗憾的是上图所藏的本子缺了版权页。给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先生打电话，他说《沈从文全集》所据的本子不仅缺了版权页，还没了封面。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更早的版本，不断纠正原目录版本记录中的错讹。《图鉴》有简略的对重要版本流变的考察，然而还没有深入到对图书文字内容的校勘。有的版本描述还可以再细致一点，但当时未加留意，事后补起来又太麻烦。
本书的编写还得到过京沪两地一些藏家的帮助和关心。中国政法大学古籍所的陆昕先生称赞本书的创意，还说：“到时候书贩子人手一本，买书的人得多掏银子了。”谢其章先生说：“你们的书出来后，就是收藏界的一个行业标准了。”本书受到他们的关注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这是对我们的鞭策，也引起了我们对旧书市场和收藏的兴趣。年初黄开发在韦泱先生的陪同下，逛了上海的云洲古玩城和文庙的旧书市场。前者规模不大，民国时期的书刊甚少。文庙书市较有规模，他买了无名氏《海艳》上、下册初版合订本（缺封面）、沈从文《长河》改订本再版和李健吾《切梦刀》初版本，价格都是100元。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古籍书店四层专营民国书刊，鲁迅《二心集》初版本要价2000元，而缺了封底和版权页的线装本《扬鞭集》上册标价3000元。6月初，黄开发又赶早去了北京的潘家园和报国寺的旧书市场，不仅没有见到有价值的新文学版本，就是新文学的普通版本也极少见。孔夫子旧书网是最大的网上旧书店，根据2008年8月中旬的查看，在其“孔夫子民国旧书店”网页上没有几册新文学原版书，在“旧书拍卖”网页上可以找见一、二十本，只是重要版本稀见，而且多残本。一册初版本的《卷葹》，六、七成的品相，起拍价18元，最后一天的竞价为2278元。看来，以后有价值的新文学版本要在拍卖市场上才能一睹真容了。其实，新文学的一些珍贵版本早就上了拍卖会。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4种之一，1995年上过拍卖市场，一册书护封完好、品相上佳，以2750元成交。《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封面、版式，还是版权页，都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平装书的面貌基本相同，标志着中国书籍完成了从线装书到平装书的嬗变。因此格外受到收藏界的追捧。在2007年11月中国书店的拍卖会上，仅《域外小说集》的第一册就拍卖了29.7万元（含佣金）。上海博古斋拍卖公司2008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设了新文学专场，其中不少都是很普通的新文学版本。
如从资料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也是一种版本目录。我国已知最早的书影集是杨守敬编刻的《留真谱》，采用传统雕版影刻的方法摹印宋元版本，初编、二编分别出版于1901年、1907年。随着照相制版印刷技术的流行，又有一批书影图录梓行，其中就有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用珂罗版影印，精编精印，口碑甚佳。《图鉴》可以视为前人书影式版本目录的继续。当下坊间虽多有现代以来的书影集，但都基本上不成系统，没有多少版本目录的意义。
正如开头所述，坊间已有不少新文学版本的“图”书，相比较而言，本书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一是系统性、丰富性和学术性。本书可以说是为教学和研究的方便而专门设计的，基本上按照文学史发展的脉络，采用编年的方式，按文类编排。收录1920年至1950年间较为重要的现代文学史书籍700种，其中，理论与批评41种，合集27种，小说203种，散文164种，诗歌94种，戏剧63种，翻译107种等。总共约820余册。每书包括封面、版权页、版本简介、目录等必备内容，还适当选录插图、扉页、环衬、题辞、作家签名等。除了版本简介和目录，其他的一概用彩图印出。这其实就是以书影的形式呈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年表。二是实证性。每本书都印出版权页，这是已出“图”书所少见的。版权页即是对版本封面图像的“身份证”，我们以这种方式让自己去搜寻真正的初版本，杜绝以其他版本代替初版本，从而赢得读者信任。三是注重呈现重要版本的流变。本书收录了近160种重要的再版本、改订本和翻印本，并在简介中加以说明，大致反映出这些版本的谱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只收初版本的不足。如胡适的《尝试集》收入了增订4版，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收入了1909年的版本，鲁迅的《呐喊》收入了4版和13版，《雨天的书》收入了第3版和第4版，巴金的《萌芽》共收了5个不同的版本，何其芳的《还乡杂记》、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收入了最初的3个版本，等等。
多年来，朱老师力倡并致力于现代文学资料学，希望我们能够把此项事业发扬光大。由于自身主客观条件所限，作为受业弟子我们一直心有余而力不及。这本《图鉴》算是我们呈交于朱先生，同时也是呈交于姜先生、陈先生面前的一份学生作业。在资料学领域里，我们只能算是学徒。学徒的短处在于经验不足、能力有限，长处是虚心、勤快。这两点我们大约都是有的。我们两个对自己的要求是，所有的书都要亲自经手，都要根据实物拍摄或扫描。最终我们没能完全做到，有十几种书是由别人根据实物拍照或扫描的。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在资料整理阶段，连目录上的一个页码、一个字不清楚，也是专门去图书馆查对的。这样做不是要做到没有失误，而是要尽量地减少失误。尽管是“按目求书”，尽管我们也努力了，最后仍然难免种种纰漏。
装帧家和九叶派诗人曹辛之为他的诗集《最初的蜜：杭约赫诗稿》设计封面，作为书名背衬印了六行诗句：“记忆给我们带来慰藉，/把捉一线光、一团朦胧，/让它在纸片上凝固。//凝固了你的笑、你的青春，生命的步履从这里再现，/领你去会见自己。”这几行诗是设计者《题照相册》一诗中最后两节。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本相册，愿它能够引导读者更好地感受历史现场，更好地会见现代文学。
                                 (本文与李今教授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一书的《代后记》）